对当代中国的理解论文(优质17篇)

时间:2024-01-16 17:16:04 作者: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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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代中国演讲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

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卖火柴小女孩眼里,梦想是飘香的烤鹅,是奶奶温暖的双臂。在儿童时代,梦想是一个喜欢的电动玩具,是一次游乐场的玩耍;在小学时代,梦想就是是一个漂亮的书包,期末考试的双百;在中学时代,梦想是一次次满意的月考成绩,是考入理想高中、大学。人生因梦想而高飞,人性因梦想而伟大。

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具有优势的特殊群体,大学生们必须坚定自己的理念,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我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科学地对待人生环境,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这是大学生对自我的要求,也是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步;此后,我们要用我们的能力来回报家庭、回报国家、回报社会,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认清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首先,大学生们应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往开来,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要多关心时事,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信息。我们要能够心怀祖国,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在文字上、在演讲台上大发爱国之情,我们要付诸行动。

再者,我们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顺应人民群众的需要。扎根基层,投身到西部,积极的到偏远贫困地区支农等。积极培养自己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同时,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积极迎接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要顺时代潮流而动,作时代的弄潮儿。我们要敢于挑战时代、挑战自我,要以强者的姿态于世。我们更要能够实事求是的工作和学习。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我们还要有全球意识,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古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谐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要有地球公民意识,要开阔视野,拓展心胸,抛弃一些偏见。勇于和善于自我反省,同时,悦纳别人对自己实事求是的批评。

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认清形势,肩负责任:。

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对于未来的期望和承诺。中国今天的状况让我们离这一梦想越来越近,我们需要的就是在走向梦想的道路上,既努力奋进也要沉着冷静;既认识到梦想的现实性,也看到现实的复杂性;既让梦想照亮走向未来的道路,也用实干兴邦的精神踏踏实实地扎实奋斗;“中国梦”就一定会给我们更大的动力。

当代中国慈善观的建立与发展论文

内容提要:基于新中国的社会时代背景,本文从实在宪法的视角讨论了当代中国政制架构中纵向-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本文的分析力求表明,影响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关键因素可能有两个:国家统一与建国,以及革命政权的转型;进一步指出“两个积极性”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宪政策略在协调这一特定时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政制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有必要基于中国政制的成功经验和基本格局进一步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后简单阐述了本文政制(宪法宪政)研究进路的学理意义。

关键词:政制,纵向分权,政权常规化,两个积极性,制度化。

一、统一与建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面临着一个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政制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

今天,中外学术界谈论分权问题似乎更多集中于横向分权,即所谓的三权分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纵向分权,至少在现代中国,也许是一个更重要问题。首先,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不是极小的城邦,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必定存在某种形式的纵向分权,即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配置不同的治理权力。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交通通讯的'限制,仅仅是有关治理之信息传递就很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如果民族众多、各地条件不同,各地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当不同;解决具体政治问题不仅需要一般的、抽象的知识和原则,而且需要大量的具体的判断和地方性的知识。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治理都由中央政府统起来,治理不仅不可能有效,甚至完全不可能。因此,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政治治理就不可能由单一层面的政府来完成;即使是最独裁的政府也无法做到一切公共决策都由中央做出。在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往往会采取更大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常常表现为联邦制。因为在大国,由于空间的延伸,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分的问题。

这种分权也有更多的好处,尤其是对疆域辽阔的大国。分权不仅可以分担治理的责任,而且有收益。由于各地制度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制度收益和成本,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市场,使人们有更多的制度选择,包括“用脚投票”;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导致各地制度的相互吸收和相互影响,甚至取代有效率的制度取代无效或低效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允许地方自治或在治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具有一种激励制度创新的功能和制度竞争的功能。

当然,实行较高程度的分权也可能有一些弊端,除了有地方割据、分裂甚至战乱的风险外,还可能有,例如,各地的规则不统一意味着没有法律的同等保护,以及规则不统一和繁多带来的交易费用过高等;但是,分权的弊端和风险必须同集权的弊端和风险综合平衡考虑。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然从古以来都无法避免这个分权的实践问题。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自秦汉以来,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维持着一种多级政府的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以中央集权为根本特征,没有联邦制的分权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有某种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甚至形成了“皇权与绅权”共治的局面。尽管缺少学术的自觉,但作为一个政治的实践理性问题,分权问题的讨论也时断时续地一直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秦代围绕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变革的辩论,汉初贾谊、晁错有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治安之策”,只要稍微作一种学术语汇的转换,就可以发现其中隐含了纵向分权问题的辩论。

看当代中国影响世界高中

经过一百年以后,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们人类还有火星人、水星人……在那时候,人们和这些“外来客人”和睦相处,而且我们随时可以到“外来客人”家做客,参观那里的风景。

这就是新的世界,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

当代中国水墨画发展之探析论文

建筑的形式创新是建筑的艺术范畴中最突出的方面。建筑形式的感知是一个二次解读的过程,每个设计师都不可能完全无视受众,要让受众理解和接受建筑形式有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建筑形式需要符合形式美法则。在文中,笔者根据自己的设计体验总结和概括几种主要的建筑形式美法则,从而对日常的设计工作提供指导和依据。归纳起来建筑的形式美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韵律节奏感。

众所周知的一句话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大为喝彩。为什么不说是流动的画面或形象的诗篇?笔者认为:音乐与其它艺术门类最大的区别就是音符是生动的,而拍子是跳耀的。如同建筑的元素:规律的开窗和有序的柱列如同行板;空间的迂回曲折如同婉转的音律;周边环境如同背景音乐,而建筑主体如同主音乐器。节奏与韵律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是美感的共同语言。建筑的节奏与韵律可以通过体量大小的区分、空间虚实的交替、构件排列的疏密、长短的变化、曲柔刚直的穿插等等变化来实现的。建筑的韵律和节奏感给人以愉悦和秩序的心理感受。

二、不定和张力。

物质现实与精神效果脱节所引起的矛盾是绘画艺术的源泉,建筑即是形式也是实体、即是抽象也是具体,其中产生的不定性正是建筑的生命力所在。如现在争议颇多的cctv总部,解构主义手法的颠覆传统的奇怪造型极具视觉冲击力。这是建筑的抽象与具象、虚与实所表现出来的不定性增加了建筑的趣味性和设计味。cctv总部形体富力度感的倾斜的轮廓极其抓人眼球,这种形态内在力的运动表现出不均衡的视觉经验,使得内在运动变化规律更为强烈。cctv总部的“力象”是紧张和不稳定的,任何有冲突、有戏剧性的场景都会让人为之一震,从而形成了建筑形式的感召力和雕塑感。其次不稳定也体现出建筑形式的独特性和趣味性,这是建筑能够受人关注、被人玩味的主要品质之一。

三、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一般来说设计就是解决对比、协调的关系,虽然艺术审美中没有一定的法则,但是建筑设计中协调的地位要高于对比。建筑设计是社会行为,直接影响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深层面,同时对后世的影响是每个现代人无法估量的,社会行为就要适应社会发展和需求而不能与大环境格格不入。赖特说:“好的建筑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建筑形式需要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要能刺激人的视觉、嗅觉、听觉和味觉等,而不是孤立甚至是傲慢的。国家大剧院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以无礼、高傲的姿态无视周边环境的历史内蕴和环境美学。

四、调和与对比。

路易斯.康说“设计的作用就是对意外的东西做好调整”。要突出主体的意外也是美学法则之一,亮点的鲜明才凸现作品的个性。建筑的各要素之间虽然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在追求建筑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建筑的关联性和统一性,这就需要在对比中建立一种调和的秩序。柯布西耶和阿尔托的许多作品都在正常的直线和特殊的斜线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或对立统一。

五、复杂与简约。

“少即是多”是对这一形式美的最好诠释,能深刻有力地满足人们心灵的简练的美都来自内在的复杂性。简练并不是简陋,这种简化是在形成复杂艺术分析进程中的一个方法,而不能误认为目的。建筑不仅仅是单纯的理性化的抽象,而是需要表现一种非确定的.必然性和元素冲突的矛盾性。内容与形式的简单映射出理念与内蕴的深刻,这样的建筑形式非常经得起推敲与玩味。刘家琨的鹿岛石刻馆是一种匀称而追求画面效果的建筑,它崇拜简练但并不脱离复杂的生活。

六、秩序与传统。

路易斯.康说“秩序并不意味着有条不紊”,反常和不定在建筑上是行之有效的。破除法则和打破常规都能产生新的意义,法则是不能被轻视的,传统又是不能被抛弃的,如何把其中的度掌握得恰到好处就是创作出好作品的要素之一。解构主义对于建筑设计的革命给这一法则的应用带来了契机,激进和颠覆传统的解构主义走到后期表现得相对地温和相对地平易近人,因为建筑的根本不在于“解构”而是在于“结构”。倾斜的天花和墙壁可以被接受,但是如果再把地面变形,那不就成了“天外来客”?任何高技术的表现手段最终都会归位于传统和人性化,“怪诞”又不遵循秩序的建筑形式也许是某个时代和社会现实的反映,但终究成不了建筑形式发展的大气候。

现今的建筑形式有两大动向充分说明了秩序与传统这一审美法则,即匀质空间的复兴和人类文化遗产的总复兴,这样的审美法则也代表了大众的呼声和时代的潮流。

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是建筑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之所在,形式美法则并不是给建筑形式建立框架和标本,而是研习相对稳定和通用的设计方法,这些原则可以根据实际设计项目灵活调整和变更。形式美法则主要解决了建筑形式的“可读性”,因为受众解读作品的过程就是运用形式美法则去分析和思考建筑形式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英】罗杰斯斯克鲁顿,刘先觉译.建筑美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2]萧默.萧默建筑艺术论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文档为doc格式。

当代中国慈善观的建立与发展论文

论文摘要:时代呼唤主体性教育,建构主义学习观主张学习是学生积极建构的过程,对学生的角色以及教师的作用都有崭新的定位,这对于教育改革,尤其是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观主体性发展教育改革。

学习知识的积累、智能的开发与人格建构、个性养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主体性形成的基础。离开了知识的丰富,主体性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生认知方式的丰富、完善与主体性发展是统一于同一过程之中的。因此我们讨论如何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就必然关涉学生的认知过程。学生生成知识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它与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是何种关系?建构主义学习观较有说服力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充分发掘建构主义学习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一、主体性教育,时代的呼唤。

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世界迎来一个教育思想大变革的时代。其发端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基本素质,尤其是人的主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人的主体性发展已不仅是衡量人的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但传统的教育思想,旧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这种要求,因而促使人们以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反思历史,变革现实。可以说,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构建主体性教育已作为跨世纪的课题提上日程。人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来培养。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是一种培养教育者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在本质上就是“对个体主体性的培育过程,是一种主体性教育”。事实证明,主体性教育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焦点。在日本,新教学大纲把原有的“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日本人”改为“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主体意识的日本人”。韩国将“自由、自主、自律精神”等作为21世纪的教育目标,并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在我国,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不断发展,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的主体能力的发展已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主体性教育提供了社会基础。教育理论界普遍认定: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和根本特征,现代教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扬人的主体性。

由此可见,当前世界教育改革正向主体性教育方向发展,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呼唤。而如何进行主体性教育?怎样看待学生生成知识的过程?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回答迥乎不同。

二、传统教育的弊端。

有人对传统教学中学生的知识作了这样的概括:(1)不完整性:过于空泛,过于脆弱;(2)惰性:无法在需要的时候应用;(3)不灵活性:无法在新的或类似的情境中应用。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学生在获得知识的时候,并非亲历体验,主动建构,而是靠灌输、苦学的手段强制性接纳,因此学习效果不好,迁移能力差。

反思我国的传统教育,也明显存在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讲,教学过程是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相互影响的过程。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教师的传统教育思想根深蒂固,表现在行动上片面强调教师主导,忽视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将学生看成无主观能动性,单纯接受知识的“容器”,仅从主观愿望出发向学生灌输知识,极少考虑他们的接受水平、兴趣需要。课堂气氛紧张、沉闷、压抑,学生的思想行为大都被纳人严格的条条框框之中。处于这种教育环境下,学生失去了自主思考、学习和自由做事、游戏的余地,长期的被动状态使其习惯于按部就班、对知识全盘接受,而不习惯于独立思考、怀疑与考证,主体精神弱化,所获得的知识往往不能真正内化为其自身的精神财富。

传统教育思想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造成种种弊端,必然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也必然影响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人的主体性,人们也同样殷切期望教育能张扬人的主体精神。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核心,建构主义学习观以其全新的视角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教育天地。

三、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基本内容。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认为,首先,学习者不是空着脑袋进入课堂,是以以往的生活、学习和交流经验来确定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和看法,他们具有利用现有知识经验进行推理的智力潜能。学习是主体建构的过程。其次,这种建构过程是双向性的。一方面,学习者通过使用先前知识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另一方面,被利用的先前知识并非从记忆中原封不动的`提取,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改造和重组。由于要进行这种双向建构,学习者必须积极参与学习,时刻保持“认知灵活性”。再.次,学习者以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同时因事物存在复杂多样性,所以建构是多元化的。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充分肯定学生在认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学生从外部的被动接收者和知识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建构者;教师则由知识的传播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为实现两种转变,必须以全新的模式.、方法和设计思想来重塑教学过程。它对于学生角色及教师作用的全新定位、为当前的教育改革尤其是主体性教育提供了大量有效信息。

四、建构主义学习观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

建构主义学习观提示我们,传统教学中“教师中心论”应革除,教学中心应由教师向学生转移。其教学目的是培养新世纪的善于学习的终身学习者。他们能够自我控制学习过程,具有自我分析和评价能力,具有创新能力。学生应是知识的积极建构者,教师则成为学生建构知识的支持者。

学生是认知的主体,知识的积极建构者。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青少年学生还只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全的主体,或曰‘潜在主体’。但教育过程中的学生的最大特征就是蕴含着丰富的潜能,在各种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而逐渐变为现实,从‘潜在’不断地、永远地向现实转变,就是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实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以主体性为条件,没有主体性,知识教学就只能是简单的灌输,同时又要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得以发展。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不仅取决于知识数量的累积,而且取决于知识生成的建构过程。“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不是一个附加的目的一,更是有效教学的内在根据。”“只有调动学生整个精神世界的驱动力,学生的学习才能摆脱外在力量的诱迫而成为内在的追求。”因此,发展学生的主体性是教学的主要目标,也是教学的动力源泉。

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生主动学习的同时,强调教师应成为学生建构知识的支持者和帮助者,关于教师的一些新的职责对教育改革颇有启发。学生对知识的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因而教师的活动和职责要紧紧围绕“意义建构”这个中心展开,指导帮助学生达到正确、深入的认识。

首先,教师的作用应、“从传统的向学生传递知识的权威角色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成为学生学习的高级合作者”。这种角色转变是克服传统教学弊端的前提。建构主义者提出支架式教学,其核心问题是教师和学生各自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教师引导着教学的进行,使学生掌握、建构.、内化所学的知识技能,从而使他们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简言之,是通过支架(教师的帮助)把管理学习的任务逐渐由教师转移给学生自己,最后撤去支架。支架式教学由预热、探索、独立探索等环节组成,强调在有教师指导下的发现,但教师的指导成分是逐渐减少的,最终使学生达到独立发现的水平。

其次,教师应充分发挥对学生认知活动的指导作用,积极创设机会和条件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帮助他们把握认知规律,提升主体意识。建构主义者提出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给学生呈现一个整体的任务,让他们尝试进行问题的解决。学生要自己发现完成整体任务所需完成的子任务,‘掌握各级任务所需的知识技能。这种从上而下的教学设计自然给学生造成一定困难,但正是在这种难度训练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以前的知识经验,独立探索,使自己的认知结构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建构主义者还主张情景性教学,主张给学生提供与现实情景相类似的情景,以解决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目标。

在这种真实性任务中,学生具有主人翁感,易激发内部动机。在现实教学中,情景性教学是切实可行的。吉林省毓文中学在《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课题实验中推行《东方时空》课,让学生根据节目内容写感悟文章。这就为学生创设了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情景,开辟了体悟人生的窗口。学生热情极高,把对社会的热切关注与对人生的冷静思考诉诸笔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既提高了写作能力,也锻炼了思维水平。这与传统教学中单纯训练写作,学生见作文色变的情况效果迥然。

再次,教师应充分认识学生现有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水平,制定适应的教学目标,合理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重组改造过程。而且,教师应注意到学生认知水平的差异性,尊重他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并加以适当引导。建构主义者建议组织随机通达教学,对同一内容的学习在不同时间多次进行,每次的情景都经过改组,分别针对问题的不同侧面,这样可以使学习者的认知更全面,更深入。此外,合作教学和交互式教学则以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为背景,让学习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讨论、争辩与交流中来,实现对问题的共同认识,建立更加完整的意义表征。

建构主义学习观对学生学习的基本阐释以及对教学方法的合理化设想具有明显的现代教育价值,为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方法,它必将为教育改革注添活力,给传统教育带来一场教学革命。

当代中国慈善观的建立与发展论文

摘要:本文所说的当代文化是指在当代社会生活环境下,人们目前物质生产条件下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观念准则及所指导的行为,它包含当代全方位的生活方式和评判标准。就我们生存的地球而言,此时所发生的艺术观念、艺术形式、艺术行为从本质上说都离不开当代的制约,所谓的前卫只不过都是天才人物们立足当代所作预言式的一种尝试行为和表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所造成各种文化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对艺术观念及形式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努力探讨全球化与当代文化包括本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促使许多艺术批评家作出各自的表述。在中国,这种表述的角度和层面,影响着对中国水墨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判断,针对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意义,部分学者认为它在观念上、形式上跟当代文化不相吻合,属于一种“落伍”的艺术形式,无法溶入当代文化潮流之中。其实这种看法在于他们都是以国画本体外形式为视角的。对中国水墨画的认读,如果从另外一种层面或另外一种角度来观望,仍然是有商榷的余地。

我认为,如果我们赞同汤因比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潜台词就是,当代人是按当代的观念和文化思想来解释历史、阐述历史,并不能真正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我们对中国画的观望和判断角度,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语境来对中国画的理解和表述是显得极为重要的,说白了,是选择用什么样的语汇和方式来理解当代中国水墨画。这种选择对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画的创新是有现实和实践意义的。经常有人在谈论中国画的创新和守旧、形式和语言、观念和文化,所有这些,说到底就在于论述者的角度问题,无所谓对和错。我们是希望站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下,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对中国画的发展作一个评判。

董其昌可能是从中国画的某些笔墨造型和产生地域来区分南北宗,他观望的角度是文人或者个人化的东西,如个人的“逸”气等,其评判处境是在他所处的时代发生的。人们常说“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的理解是从笔墨的角度来反映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如果从一种历史存在来看笔墨的新与旧,我们可以说笔墨形式自身语言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内涵,可问题在于中国画笔墨运作潜结构中,跟个人本体上有一种内在联系,它几千年来是在人的人文基础上发展衍变进而程式化,虽是一种表意的形态,但笔墨传出一种超越笔墨之象且具有某些精神性的东西,讲笔墨又不讲笔墨,构成中国画一种奇特的现象,表面上看没有精神涵盖,可骨子里在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中均有一种共识――心性和灵性,由笔墨而构成的中国水墨画变成了心性的流露。与装置艺术比较就可以发现,装置是一种外在思想的结果,讲究过程和存在,引发对某些方面的思考,也许思考范围与社会现象思潮密切相关,而在中国画中,笔墨运作乃至画面心境的表现仍是对人本体的一种思考和表达,是人心营构之象,其理论是心性不为物滞。不同的文化认读,会造成不同的角度和判断并影响到结果。也许会有人从艺术家个人面貌上,同时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观望中国画的发展,比如我们从徐渭、八大山人到石涛再追至齐白石理出一条线索,从他们各自的面貌看美术史的发展线索,寻找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大部分画家与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可以找到他们对新旧的阐述手法和艺术文化观念。因此我们所说的新与旧就当代而言,如果没有限定的角度,我认为是毫无意义的。新与旧只能存在于美术史的相比较,就中国画而言,就是当代也要从美术史上作判断。

那么阻碍中国画发展的障碍是什么呢?我认为正因为一千年来中国画的顺利传承,历代艺术家们从技术上丰富了中国水墨画的笔墨技巧,学习领会和表达这些技巧就须花费毕生的精力,笔墨的表现范围和形式就须多少人去钻研、学习、发展,并从样式上丰富我们的美术史,而这些相对于中国画来说还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其一;第二,中国画在笔墨上存在着一套与之相符合的语义,它经过历代的`阐述已形成完整的理论,它从作品客体、艺术家本体及欣赏者三方面相互形成一种互动的状态。这套理论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因素。比如说,意在笔先对中国绘画和书法都是一种硬伤,它限定了一种思维模式,再如得意忘形、得意忘象,无限制地推崇玄学中的“意”,提高了个人的主体性,把一种审美主体付之虚无缥缈的东西,使观者理解的天地无限放大;第三,在作品笔墨中就可以窥视艺术家本体的某些性情、趣味,而这些正是中国画被中国大众欣赏和体验的客体,于是继承和发展笔墨所蕴涵的语汇成为中国画家们的首选,笔墨所附载的精神性元素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以中国画要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进行变革,单从笔墨的层面上就会遇到阻力,形象地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俩都说不到一起来。笔墨是中国画包括书法的限定词,如果没有笔墨,能否准确全面地描述中国画这个约定俗成的艺术形式吗?能进入中国画所谓的境界吗?上海一位艺术家的水墨装置,虽然用国画作品包裹茶具等,只能说里面有中国画的元素,并不能涵盖中国画的文化语汇,只不过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和语汇来表达一种当代文化里中国画的境遇。归类和艺术形式的文化语汇虽是两码事,不能绝对化,也不能相离甚远。

中国画在制作绘制过程中,艺术家个人心境通过笔墨投射到画面,同时由于尚意理论的引导,把生命人格的观照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们相互交错在中国画的表现和制作过程中,把审美层面从笔墨形式转换个人人格的张扬,同时反过来对笔墨进行渗透,艺术家和欣赏者共享这种独特的审美感受,而艺术家个人情感的私密性被一定程度的侵入。既然中国画里蕴藏着生命人格,那么中国画还能远离人文内涵吗?虽然全球化冲击也使中国画人文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受挫。中国画注重个人的人性、人格,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人文意义,问题在于它是私密化、个体化的,而没有社会现实的普遍意义。在中国画中,内容只是一种载体,这种载体的意义被赋予笔墨、赋予个人,这也说明了人物画在中国画体系里发展缓慢的原因,且是主要原因。中国画关注人文的东西,并不需要通过人物画来表现,举个例子说明,郑板桥可以通过竹子、通过文字叙述来表达他的人文关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书画印的组合,通过形象视觉表达只是其中之一,诗文同样是画面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化界在解读中国画如单从视觉画面的层面上来观望,也许会认为陈旧没有变化,郑板桥只是画简单的竹子而已。西方文化界是站在他们自己认为的国际文化语境里来解读中国本土文化,多元文化共处经常是作为一种托词。中国艺术家们常站在传统笔墨的角度来探讨所谓的丰富和美感,意境的塑造使中国艺术家对传统生存环境有一种怀古的情愫,回归自然是情怀,作为心境是不错,但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诸如环保、自然与人的关系,它只能交错其中的一部分。自然之道的张扬,讲究虚空的观念,使中国的自然坠入虚静,更多与个人自我表现有关,与整个社会生活无关,以此来显示人格的东西,因而无法进入当今时代文化潮流中。

制作材料也是限制中国画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多种材料的运用、综合材料的运用,在当代生活中是极为普遍的,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国画材料一千多年来,变化甚小,如果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单单靠架上绘画和纸上作画是无法承受表达复杂社会文化主题的任务,在这个大背景下,文化的重负就突显出来了。我在故宫看到中国皇帝书房所悬挂的国画和书法作品时,我想,在糜暗的光线中,在狭小无灯的环境里,国画和书法的亮敞和山水意境的表述,对环境及所居住的人而言,从视觉到心灵都会有一种无法言明的冲击力。但随时光流逝,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电灯出现了,电视出现了,各种诱惑视觉媒体出现了,伴着居住环境的改变,艺术形式的改变已是必然的,要求中国画的发展同样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其实已是可有可无的了。虽说早期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占据重要地位,如今艺术被边缘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再也不能把艺术视为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它现在只是人们与世界沟通的且微不足道的一种工具。心灵的交涉更多地让位于其他形式的交流。

与中国画的对话方式,必须探究中国文化哲学和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欣赏中国画必须立足于个人本性品质,感悟个人品性,由此引发的心境问题也是阻碍中国画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我一直在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中国画的共享和私密,中国画的个体性,中国画面所呈现的境界,中国画的特殊语汇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观望的角度。西方文化人士观望中国画与我们在某个层面是相错而过的,我们的境遇和他们的境遇不尽相同,虽然他们已从现代走进后现代,对艺术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针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已更着重于关注疑问性且带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东西,更着重于相互之间的对话和精神涵义,有学者认为:“在西方语境下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的文化研究,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形成对立?”(王宁,),对人的关注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解决了,不过我认为他们只关注于人性的复苏,很少从作品中关注艺术家的本性直至人类普遍的情怀、情感,再者,由于中国画对人的关怀曲折地暗含在山水、花鸟之内,不象他们直露地通过人物形象表达出来。因此参照系不同,比较就会困难些。在当代,西方艺术家们关注社会文化主题,直接沟通当代,中国不同,中国画可能还会保持一种传统――曲折地、象征地来关注社会文化主题,中西在当代的主要差别,在于他们已取消艺术的精英性,变成消费品,而我们还保持原样。按照艺术的发展逻辑,我个人认为从来没有单线条,经常是多元并进,虽然封闭性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特点,但如道家所言阴阳祸福相互轮转,是好事是坏事,也难说得清。后现代艺术社会学的东西太多,个人独特的体验能否近距离跟大众亲近,是是非非,艺术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画不能承受如此之重,这是绝对的――因自身的形式及文化。对当今社会文化主题的感悟对话――我认为可以留给其他媒介形式或新的艺术形式,我们只能在知学致远范围内推进中国画的发展,在发展中强调中国画新的观念性。各个层面都要求直接对话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变化与停滞永远是相对而言的。

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下,中国画的发展必须对下列问题进行思考:从独善其身进入兼济天下的层面,根本上改变个人经验和个体生命观照这一模式,进入当代鲜活的生命状态,当然在这过程中仍然要保持个体意识,发扬涵盖在中国画中所持有的个人精神文化气质。关注当代社会文化主题并不是中国画这一形式的强项,但面向国际,寻找一种国际视野仍然是中国画的任务,在保持历史传承文脉的基础上,不必强求纯正经典的形式笔墨,以当代审美为标准,触及当代文化并画出当代的各种体验,使中国画重新纳入公众的意识之中,从而改变精英文化的概念,使中国画及文化变成一种可消费的文化。同时重新审视笔墨的局限性,审视其所附载的品味能与当代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把新的视觉经验放在首位,使个人的技巧、风格和程式化消解为过程,而不是结果。视笔墨的运作是个人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境界只是民族心理上的追求,更多地把我们的视点放在国际性超画面文本的解读和表现,寻求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个人对社会文化主题的感悟及体验,撇开个人的精英情结,认识自己语言及表现形式只能是当代所谓文化话语的一种,超越经典,创造一种符合中国画变革的全新文化境界。生命在演变中前进,中国画的发展未尝不是这样。

浅谈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本土元素论文

文艺走出为政治服务的圈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出现了“乡土美术”等创作流派,他们在创作中大都引入了西方当代艺术观念,借鉴、模仿西方元素,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初期采取的策略。因此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大都是从西方元素的模仿上进行探讨的,忽略了其本土元素。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元素表现的也很明显。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元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以及中国当代艺术中表现出的与西方现代艺术趋同的图式。但任何艺术家都深深扎根于其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离不开他成长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本土元素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体现也是很明显的,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从另一层面来说,中国当代艺术中使用本土元素也是一种策略,表面上看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本土元素是对西方文化扩张采取的一种自卫策略,其实是全球化的产物,这可以用中国当代艺术家运用本土元素创作的艺术作品获得的国际声望来证明。

中国元素最早出现在政治波普艺术中,中国波普艺术的最早示范者及典型代表人物是王广义。他敏锐的领会波普艺术的实质,用幽默的方式解构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使当代艺术充满了政治趣味。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里,引用文革中流行的斗争姿势作为表现符号,把文革时期工农兵宣传画的形象与美国的可口可乐等商业文化符号组合在一起,是大胆的尝试。中国当代艺术中借用文革时期特定的政治符号,使中国的典型符号更为凸显,也迅速得到了西方的认可。

《大批判》系列使王广义完成了现代艺术家向当代艺术家的转换,实践了全新的艺术图示,将两种相悖的艺术图像并置在一个画面中,引发了对现实文化的反思,产生了幽默、讽刺的效果。虽然在形式上还是借鉴西方,但内容却结合了中国实际,形成本土化的创作图式。王广义的艺术图式经过了几次转变,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图式是他较为稳定的图式,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使他找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与本土元素的契合点。

2017年王广义接受采访时道出了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使用本土元素的看法,他认为当代艺术源于西方,中国当代艺术基本上属于二手货,大都是对西方艺术的拷贝。他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艺术家应该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必须是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及与这种经验相关的文化资源,《大批判》系列中的工农兵图式就是来自社会主义的视觉经验,这是他最熟悉的创作材料。也即是说,王广义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应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创作,是否要与西方艺术接轨并不重要。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寻找本土元素,找到了本土元素与当代艺术的契合点,使他的艺术本土化,也因此为他赢得了国际认可。

中国哲学与当代油画创作关系论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如此感叹可谓抓住宇宙之真谛,事物皆如川流不息向前涌动的大流一样,不分昼夜的每时每刻向前流动。老子《上篇》说“大曰逝,逝曰远,”大即道,是所以逝之理,由而有逝,由逝而愈远,宇宙乃是逝逝不己的无穷的历程。汉初贾谊论万物之变化时言:“万物变化,固之休息。翰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沏穆亡间,胡可胜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一切事物皆永在变化之中,更无停息之时。宋代哲学家,也都以变化是万物的根本事实,宇宙是生生不息的历程。如周敦颐言: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其说明阴阳二气相互交感,因而化生成万物,而万物生生不已,变化则无止无息。张载言“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而变与化不同。化是变之渐,变是化之成。化是今所谓渐变,变是今气谓突变。故变粗而化精,变著而化微”。程颢言“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生生是宇宙这最根本的原理,宇宙是生生不已之大流,万物本属一体,而人生之最高境界也即在自觉地与万物为一体”。

程颐也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变甚渐。”“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一切时时在变化这中,无一息的停顿。生生而不穷,是自然的。总之,宋代哲学家也都认为宇宙中一切事物都在变动中,宇宙是生生日新之大流。宋以后的众多哲学家中,王船山对于变的论断则较为深刻,认为一切物虽在形式上若有不变,但其内容则时时刻刻皆在变化创新之中,此一时之物形式上虽同于彼一时之物,但内容上早已非彼了。如船山言“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风同气雷同声,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视听同喻,触觉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类聚而化相符也。”一切都是日新的,日月风雷以至官骸肌肉,所有万物皆时在迁变中。戴东泉亦认为变化是根本的,宇宙是变化无穷之大流。其言:“道言乎化之不已也”“一阴一阳,盖言天地这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从上而可知宇宙中之变,是无已的。宇宙是气化相流行,生生不息的历程。

从中国哲学发展来看,自孔子到戴东泉,其大多数哲学家皆认为宇宙中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其生生不已,不停不息。从而构成了宇宙的根本。

纵观历史,从哲学的产生就对当时的文化历史,经济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艺术的影响更为深刻。油画这个对中国来说一个外来的,全新的画种,从明朝开始传入中国,但正式的.进入社会文化生活,则是在百余年前随着“西学东渐”这一文化交流而来。油画一进入中国,其独特的表现手法,高超的绘画技巧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很大的冲击,曾使中国传统绘画举步维艰。但任何一个画种的产生且盛行其背后的主导因素是这个画种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油画亦不例外。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林风眠,刘海栗,徐悲鸿等中国众多艺术家便力求以中国的哲学文化为指导,结合油画的材料特性而创作出有中国特点的油画作品,不的推陈出新,寻找民族语言。这正可谓中国哲学中的“生生不已”之求精入微精神。至五十年代,由于受前苏联的油画影响,中国油画的民族文化性不是很明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油画面对西方油画的涌入,一种难以抵挡,难以自主的一种情形而现,其关键原因是哲学文化的迷失,正如一个人缺会真正的正确见解,容易迷失。但这一时期却产生了几位有历史发展意义的中国油画家,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在深入他们这些优秀的油画艺术家的背后发现,他们无一不是出生在具有强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时代里,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对他们的一生成长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当他们接触到油画这个画种的时候,更多的以哲学思考的方式来替代一些盲目的跟风,从而能够从优秀的中国哲学中吸取养份,将“生生不已”之“变”融合到自己的艺术创造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油画作品。

进入新千年,在当代中,更多的油画艺术工作者深刻体会到中国哲学之博大,宇宙中“变”之奇妙。从中国哲学中寻求创作之精神源泉,使油画这一处画种能够民族化,本土化。俱往,油画正式进入中国已百余年,而在一个开放的全新的今日世界里,油画艺术工作者更要以中国哲学为思想导向,学习和结合其他民族优秀的油画作品,能使当代中国油画对油画这一画种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当代中国水墨画发展之探析论文

一、音乐剧的特征。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里注明:音乐喜剧,又名音乐剧。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从喜歌剧及小歌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集戏曲、音乐、歌舞于一身,极具幽默情趣和喜剧色彩,音乐雅俗共赏。最早的一部作品,是英国s?琼斯的《快乐少女》(1893)。音乐喜剧流行于纽约的百老汇,所以又叫百老汇音乐剧或美国歌舞剧。其内容侧重于幽默风趣及谈情说爱,音乐轻松愉快,如j?克思作曲的《戏船》、g?格什温的《波吉与贝丝》、r?罗杰斯的《音乐之声》。

《外国音乐词典》则写道:音乐喜剧(musicalcomedy),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国)的一种相当于轻歌剧的体裁,流行于19世纪末2o世纪初,音乐中缀以说白。国外的权威音乐词典,如《新格罗夫美国音乐辞典》认为,音乐剧(musical)是一种流行的音乐剧院剧(musicaltheater)形式,由一些音乐成分结合成一个戏剧性的框架整体。在2o世纪初演变为一种独特风格,流行在美国的各个剧场,成为美国民众的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通过音乐剧的起源和流行过程不难看出,音乐剧以戏剧为基本形式,以音乐为根基,以舞蹈为表现手法,通过这三大方面的融合而对历史故事、人物情节进行再创作的艺术形式。

音乐剧既要用有艺术感染力的音乐表现剧情,又要以通俗化的表现方式呈现给缺乏古典音乐修养的现代听众。这就使得音乐剧具有如下特征:。

1、戏剧性。音乐剧以戏剧为基本形式,以音乐为根基,以舞蹈为表现手法,通过这三大方面的融合而对历史故事、人物情节进行艺术加工再创作,带有表演艺术的娱乐性,是一个集上述艺术表演形式于一身的现代舞台剧。这种音乐艺术是以舞台为基础来展现相关故事,通常要融合许多形式和风格,尤其是会吸取歌剧、爵士乐的表现形式和适度的结合点。音乐剧不同于歌剧的是不采用美声唱法,音乐剧采用原声歌唱,情感的表现空间宽广。音乐剧相对与大歌剧来说不受完整音乐套路的制约,而且具有更多的戏剧表现形式的有点。音乐剧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悬念,剧情节奏紧凑,表现手法夸张。音乐剧演员更注重角色性格的塑造,表演形式多样,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表演、说白、形体动作都从“戏”出发,从人物出发。通过歌曲把音乐剧的情节串联起来,对观众的吸引力强,用歌声把观众带到情感的浪涛中去,同时也使音乐剧的歌曲广为传唱。

2、现代性。在音乐方面,音乐剧不再坚持美声唱法,而求最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总之,音乐剧的风格大体上经历了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等阶段,迎合了当时的观众的欣赏结构,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气息。

3、多元性。音乐剧的音乐风格不拘一格,没有程序化模式的约束,作曲风格包容了爵士、摇滚、乡村音乐、迪斯科、灵魂乐等风格,作曲也采用大混合模式,例如《猫》中韦伯尝试了许多不同的风格,乡村、踢踏舞、歌剧、流行,甚至还有赞美诗的成分。在配器上,有一段苏格兰风笛的两次插入特别出彩。而在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中,不时萦绕于观众之耳此起彼伏的吉他声,为整部剧作营造出浪漫的氛围。

4、国际性。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国际间文化的各个层面的深入交流,音乐剧的传播也借助这样的融合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许多音乐剧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采用了许多不同过度的艺术符号,这进一步促进了音乐剧向兼容并蓄型艺术的迈进。

音乐剧的许多优点促进了它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得以很好地与世界艺术相融合,形成了音乐剧常看常新的艺术特色。

二、中西方音乐剧的异同点。

从一定意义上将,西方的大歌剧、芭蕾的地位很有点像我国的古典戏曲以及程式化程度很高的京剧、昆曲,而音乐剧则与我国的地方戏曲颇多近似之处。

首先,从起源与发展看,音乐剧与地方戏曲一样发端于民间歌舞,历史都不太长,音乐剧诞生于上世纪后半期,地方戏曲大多成形于本世纪初。在发展过程中,音乐剧不断吸收着歌舞、芭蕾及流行音乐的营养,而中国地方戏曲也受着京昆的影响,它们又都保持着与通俗艺术以及大众欣赏习惯的密切联系,因此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其次,在艺术创作特点上,音乐剧与中国地方戏曲都走歌、舞、剧合一的道路,音乐剧中演员的载歌载舞与地方戏曲中讲究的唱念做打可谓是“异曲同工”,这一基本表现手段既是观众欣赏审美的需要,也是它们艺术魅力之所在。综合性带来的是美的全方位呈现。音乐剧传送剧情的载体是它五彩的外包装,漂亮的群舞演员,华美的服装饰品、精心设计的妆扮,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中国地方戏曲除了动人的演唱与婀娜的舞姿外,扮相、行头也是极其讲究的。在这些方面,东西方的审美要求是一致的。

在作品的题材取向上,通俗化、大众化也是音乐剧与中国地方戏曲共同的特点,音乐剧中普遍采用的灰姑娘终于变为高贵的小姐公主的主题,与地方戏曲里“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情节套路,都为普通观众所喜闻乐见,因为主人公命运的曲折、历尽磨难最终得到幸福的结局,都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共鸣,让其更容易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故事中心。从这些方面看,音乐剧的基本艺术要素是与中国观众的审美原则相一致的。当然,音乐剧产生自西方的文化土壤,由此而生的独特艺术风格也渗透在剧作、音乐、舞蹈等艺术语汇中,它是不可能与源于东方的中国地方戏曲的艺术语汇等同的。此外,音乐剧的创作也比中国地方戏曲更为自由,每一个音乐剧都必须重新作曲的创作方法使它更富活力,它不断吸取民歌及流行音乐成份,尽可能地利用现代科技的丰富舞台表现手段的做法使它更具现代气息,在中国,仅仅只是词变曲不变,在已有的框架里填入新的词而已。这些不同在我们引进音乐剧时也是必须予以重视的。

当代中国水墨画发展之探析论文

从17世纪开始,经过历代经济学家们的努力钻研,宏观经济学体系日趋完善,在现代经济社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概括来说,宏观经济学是在市场失灵、政府有效的基本假定下,以收入理论为中心,以总量分析为方法,主要致力于资源充分利用研究的学科。一直以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对于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有着重要作用。

1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宏观经济学,或称之为古典宏观经济学,萌芽于17世纪中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前。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首次从宏观的角度观察经济运行状况,并发表了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赋税论》[1]。

在此之前,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商品交换变得日益频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由此产生了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商品交换,而贸易顺差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应鼓励出口而抑制进口。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迅速走向富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作为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对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

《赋税论》深刻阐明了税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认为,税收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税收实现资金在各领域的合理分配,从而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社会财富。

同一时期,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发表著作《经济表》,强调利益来源于农业,并对国民经济结构做了系统描述。随后,古典革命的爆发极大促进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率先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指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提出深刻的见解,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后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2.1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主要标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难以给出大萧条合理的解释,更无法提出有效的经济措施使经济回暖。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适时地提出了应由国家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消费总是小于储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资本主义市场不能自动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国家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积极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扩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种政府带头刺激消费的行为有利于带动社会闲置资金投资于生产,使市场达到供需均衡的状态,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解决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来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就业量的多少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等于商品总需求价格时的商品需求量。当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即供过于求时,资本家就会降价或减少生产,进而造成员工的失业。而在短期内,商品的成本变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总供给几乎是不变的,这就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下降。因此,是总需求量,也可以说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决定着就业数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出现失业问题。

另外,凯恩斯进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这三大规律决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规律解释了这样一种状况:当收入增加时,人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储蓄,从而降低消费的百分比,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投资需求则取决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即投资越多,收益率越小,当收益率低于利率时,投资者将停止投资转而进行储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决于流动性的大小,人们对流动性的追求,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这也阻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由此引发的投资需求不足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大量失业,从而爆发经济危机。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产物,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这次的“凯恩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2.2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凯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导致这次“滞胀”出现的根源。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是,非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稳定经济,而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干预。

货币主义是非凯恩斯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会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国家的干预打破了这一均衡,必定引发经济的**。

同时,货币主义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影响了经济活动的进行。因此,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提出为国家解决“滞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货币主义下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

2.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大量数学方法的使用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日趋成熟。技术因素作为学术研究的新手段,将进一步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趋于整合。首先是传统各学派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其界限逐渐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次,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确立和博弈论的应用,为统一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微观经济学一样,宏观经济学在探究其微观基础的同时一直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基础很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完善,这一理论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各国在对宏观经济学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结论,将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然而,尽管新模型能更准确地解释经济现象,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却难以取得新进展。随着市场机制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例如收入分配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反映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完全,在经济进步的背后还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一方面,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研究。

【正文】。

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中国经济史为其学科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孕育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但是却无法演化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与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条件: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第一次由可能变为现实。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萌芽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初步总结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一、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首先,对于学科萌芽标准,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赵德馨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魏声和著《中国实业界进化史》与沈同芳著《中国渔业史》等书于1904年后的相继出版,标志着近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发”。[1](p784)从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科萌芽的重要标志就是相关中国经济史学著作的问世。虞和平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1904年至1913年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阶段,梁启超的《中国国偾史》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2](p82)从虞和平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准与赵德馨的观点较接近。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将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滥觞”。[3]从李根蟠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其他学者一样,李根蟠也认为相关著作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重要标志。

其次,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间的判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赵德馨、虞和平、李根蟠等人认为,如果将相关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现作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志,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判断更令人信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自1921年后开始萌芽。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中指出,“所谓昨日的中国经济史坛,我们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暂把这个阶段划入自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之中。虽在这样短短的期间内,一般的经济史学者,却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作了极大的努力。自胡适之与胡汉民等讨论井田问题,以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一直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一般学者,推波逐澜,纷纷提出他们对经济史的看法与主张,寸前尺进,无一非艰辛血汗之成果。”[4]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时间,秦佩珩认为,中国经济史学是从1921年后开始萌芽的,这一观点和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

目前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经济史著作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如果将中国经济史有关著作的出现作为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依据,那么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理由更充分,其具体标志是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至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现实的需要;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逐渐增多,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后,整个学科确实有较快的发展,但能否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我们判断整个学科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准,却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另外,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也有着不同解释和回答,其中李根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3]这种解释强调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和历史背景;赵德磬、虞和平等人则从国内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化等因袁来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内部条件。

二、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原因的再探讨。

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往住是和它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并且又是与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科的发展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以及这门学科后来的发展,都令人信服的.证实了这一点。寻找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的历史动因需要多层面的思考与观察,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及其标志。

历史地位,其办学章程有着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京师大学堂开设史学课程,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走进大学课堂。从此以后,中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与经济史有关的课程。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当时确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这种强烈的现实需要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具有直接促动作用。杜维明教授指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在东京。”他认为梁启韶与章炳麟皆“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6]有些学者也认为梁启超在日本时已把一些西方史学及文明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并断言他的“新史学”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西方史学的间接介绍。”[7](p356)其实,日本东京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源地。大约从甲午战争之后,不少日本人在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开始著书立说,引起中国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在1597年看到日本人绪方南溟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到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从而促使他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以当中国人开始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吸收了外国人的某些研究成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人的著作。如1907年日本学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论》一文,西村骏次等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剑虹1910年在《地学杂志》第1卷3期发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开了类似的研究。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蒋簋方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一著《中国商务志》一书。中国学者陈家锟就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并于1908年著《中国商业史》一书。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子20世纪初,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从某一方面分析,不可台蝌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具体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因;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西学东渐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日本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直接促进作用;其内因主要是指20世纪初强烈的社会变革,这种强烈的社会变革产生的社会需求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与中国经济史育关著作的相继问世,20世纪初,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从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出发,开始认识到研究本国经济史的重要性。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也随之出现。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一书由广智书局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在《中国国债史》一书中,梁启超详细叙述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国债史,对国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西方各国的公愤历史。此后,1906年魏声和的《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7年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史》、1908年陈家锟的《中国商业史》、1909年陈家锟的《中国工业史》与沈曾荫的《中国实业史要》等著作相继出版。另外,1909年刘师培还在《国粹学报》发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的中国经济史专题论文。1907年后还有工商团体和企业编写的著作出现,如山西同乡会编的《山西矿务档案》(1907年)、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编写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编写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1年)。

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中国近代史学的一门专门史。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接受了西方现代学科分化取得的成果,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史与专门史。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的这种划分法颇有见地,无论对历史学,还是对作为一门专门史的经济史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开始出现,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也只有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才有可能关注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有关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看中国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分析,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也正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对学科整体发展所作的学术贡献。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另一学术贡献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在中国,大学课堂开始讲授有关经济史的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办京师大学堂。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中国经济史开始作为一门课程走进大学课堂。这一点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中国经济史走进大学课程,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培养了专门人才。

最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有力地促进子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经济思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演变成为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很难找到一本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理论著作,更不要说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从20世纪开始的。中国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源,而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流。首先,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有些理论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史实的理论概括,这种对中国经济史实的抽象分析,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之一;其次,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可以直接给经济学家提供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史学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这样,又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史学自身的发展又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002.

[2]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3]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j].历史研究,1999,(3).

[4]秦佩珩.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j].新经济,1944,第11卷(3).

[6]杜维明.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j].九州月刊,1992,第5卷(2).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当代中国水墨画发展之探析论文

(一)水墨画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从平面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香港设计师靳棣强“中国风”的艺术设计———将水墨语言和平面设计结合探索并创新,还是获得一等奖的海报《苏州印象》以及近来利用水墨画设计的优秀的网站首页和电视宣传片,平面设计都深受传统水墨画的影响,一步步被“中国化”,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平面设计风格。水墨画对平面设计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对平面设计的审美影响。中国的水墨画以其特有的笔法和灵活的用墨,给我们呈现出的是黑白强烈对比出的旖旎山水和风景。这种简单用色和强烈对比,不仅传达出水墨带来的空灵,更蕴含着中国文化中那神秘的“天人合一”、“道”以及无法轻易参悟的禅意。中国水墨画的线条运用,生动而灵活,一丝一毫间透露出的是中国传统的含蓄的美。[3]现代平面设计,特别是植根于中国土壤长成的平面设计,在不断全球化、国际化的同时,不能放弃中国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形式。在进行平面设计的创作中,对水墨画的应用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充分认识水墨画的内涵,通过平面设计这种新的、现代的艺术形式将流淌在水墨间的传统文化呈现出来。

(二)平面设计对水墨画的借鉴。

1.平面设计对水墨画观念的借鉴。前文提及,在现代的平面设计中,广泛运用了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中一些诸如“计白当黑”、“虚实相生”、“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等等创作理念,这些运用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也帮助设计者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例如,在我国设计师毕学峰的代表作《苏州印象》中,作者为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苏州,使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粗细不一的笔触对苏州进行了描绘,这样的使用使得作品呈现出一个具有唯美意境的苏州,可以说在艺术体现上是极其成功的。由于将水墨画的艺术观念融入平面设计中,这一系列作品同时具备了水墨画和平面设计的艺术表现力,确切地说是融入了中国水墨艺术中“境生相外”的平面设计。吴勇也是我国著名的平面设计师,他在设计《老子他说》一书封面的过程中,运用水墨画艺术中“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将“老”字的一笔设计成一支禅手,用其表达人的意会能力,以此来传达“道”。

2.平面设计对水墨画构图方式的借鉴。构图在传统水墨画中非常重要,它是画家表情达意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常被称为:布局、章法等。水墨画中常用的构图方法有主宾分明、轻重虚实、散点透视、计黑当白。平面设计师们可以从水墨构图中汲取有益的理念,一方面可以将笔墨技法运用于设计造型之中,另一方面可以在版式设计上借鉴水墨的构图原理,将它运用在设计的版式中,取得很好的效果。中国传统水墨画广泛应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散点透视”是指画家在进行创作时,根据需要移动着立足点进行观察,在不同的立足点上看到的情景都可以表现到画面中去,因此画中表现出的观察点是不固定的。这种构图方式使得中国水墨画能够表现出“咫尺千里”的辽阔境界。而在西方的平面设计中,多运用“焦点透视”方法进行构图,这样会使眼界地域受到限制。可以预见,将“散点透视”的构图方式运用于平面设计中可使画面更能抒情达意,更能创造优美意境。

3.平面设计对水墨画用色的借鉴。当前的平面设计用色过于繁杂,琳琅满目,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但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而已,而且,色彩用得过多就会造成视觉的疲劳。水墨画的用色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我们可以借鉴水墨画的“尚简”用色,将色彩运用减少到极致,用最少的色表现出不同的层次,营造出最为独特的意境。在借鉴水墨画用色上,特别是用墨上要注意讲求墨色要有主次之分、要有明暗变化,应该贴切地表现出作品的内涵,同时处理好与其他色彩之间的搭配。

二、水墨画在平面设计中应用的前景分析。

经过前人不断的努力和探索,平面设计广泛借鉴和应用了水墨画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借鉴和应用尚停留在起步阶段,为使将来水墨画在平面设计中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认清形势、找准方向。为此我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要深度结合和借鉴。

当下,平面设计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借鉴多流于表面形式,表面的搬用与模仿只是借鉴到其形,而水墨画艺术中涵义丰富的'“神”才是平面设计师们首先要品味和借鉴的。要想使两种艺术形式实现真正的思维模式和精神文化的融合,需要我们的艺术家在艺术道路上更深入的探索,探寻水墨画与平面设计不同的艺术张力及相通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其进行深度结合和借鉴,这样才能在艺术创造上有所突破、有所成就,永葆艺术创新的生命力。

(二)要在“新”上下功夫。

在探索水墨艺术和平面设计的融合时我们要找准方向,把握创新的原则,以免盲目地探寻。在探寻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1.要寻求标新立异。水墨艺术与平面设计的相互融合要敢于大胆想象,努力寻求立意的新颖、别致,以不断突破艺术生命力的创新。

2.要寻求艺术的和谐。水墨艺术和平面设计毕竟一个是中国传统的艺术,一个是西方的艺术形式,二者尽管具有很多艺术上的通性,但在对二者进行融合时,也要注重二者的有机和谐结合,以免造成不伦不类的结果。

3.要努力追求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在融合水墨画与平面设计时要努力寻找能使观者产生共鸣的好的创意,寻找最有力、最直指人心也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达方式,这也是艺术作品的极致追求。总之,只有立足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使我们的平面设计获得世界的认可并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水墨画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其设计元素有着独特的人文感和时代性,它与平面设计的结合,一定能够使艺术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当代艺术的策展传播小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

跨文化传播一词,最早出现在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德的着作《无声的语言》中。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1]150。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使信息的同步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电子传播使地球缩小成为一个村落,文化的传播有了载体。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都是人的延伸,而起源于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传播”,其核心就是跨文化,重点是对异质文化的关注。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关注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和文学的研究源于西方社会内部,其属性为西方学术内部的自发反省和批判。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葛兰西、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把后殖民的政治性批判更多地转向文化反思。跨文化传播使得后殖民理论成功吸引了曾经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注意力,而且也使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跳出了同质文化内部的传播互动,将其扩展到异质文化之间,同时赋予了后殖民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文化霸权极高的关注。所以说将传播学放置到后殖民语境下研究,就是把跨文化传播学放入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对研究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基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近些年来前殖民地国家创作的反殖民题材的文学作品,极大地吸引了后殖民理论家的注意。碍于非洲语言的复杂,“口头叙述”传播的特殊,非洲作家的作品传入甚少。语言是传播的媒介,英语在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充当了中坚力量,研究非洲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转播,更能从一个巧妙的视角,揭开殖民伪善的面纱。

非洲英语文学,又叫“黑非洲英语文学”,但是为了不增加其称谓的殖民色彩,这里去掉“黑”字。最早的非洲英语文学作品是加纳的约・凯瑟利-海福德的《解放的埃塞俄比亚》(1911),但是其译本没有传入国内。伴随着殖民侵略和民族反抗运动的开展,非洲英语文学取得了快速发展。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英语文学成就显着,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埃克温西、阿卢科、图图奥拉、沃尔・索因卡以及加纳作家阿尔马等是其代表人物。东非英语文学出现较晚,20世纪60年代后才兴起,肯尼亚恩古吉、格・奥戈特、梅佳・姆旺吉是杰出代表。南非的英语文学也人才辈出,纳丁・戈迪默、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库切)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南非英语文学奠定了基础。非洲的民族传统、民族意识的觉醒,对祖国的热爱、对殖民主义罪行的揭露,构成了非洲英语文学的核心内涵。英语语言的运用,使得非洲文学得以走向世界,促进了非洲文化的传播。碍于非洲地方语言的众多、国内研究资料的不足,本文选取了阿契贝、索因卡、戈迪默、库切四位非洲国家声誉最高的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宋国诚着的《后殖民文学:从边缘到中心》中,把阿契贝、索因卡、戈迪默等列为后殖民作家[2],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也是公认的后殖民作家。

阿契贝(1930―)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是196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中高宗禹译的《瓦解》的片段,接着《外国文学动态》杂志1977年第五期用《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及其主要作品》一文详细介绍了阿契贝的创作。,阿契贝获得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国际奖,国内各大报纸杂志纷纷报道,掀起了一股阿契贝热潮。在小说的翻译方面,1988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发行了尧雨译的《人民公仆》,重庆出版社的重现经典系列全面引进了阿契贝全部的五部长篇小说――《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和《荒原蚁丘》。阿契贝还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诗歌和童话故事。在后殖民研究方面,姚峰的《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和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外国文学研究》第三期)见解颇为深刻,但总体来说还有大量研究空白。

阿契贝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他的《瓦解》一经问世就获得了轰动,被译为50多种语言,传播到全世界。他的作品《瓦解》和《神箭》,用英语讲述了非洲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对殖民者的入侵进行了鞭挞。阿契贝1975年发表论文《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开了后殖民理论的先河。阿契贝提倡用英语创作,寄予文学对殖民地的“自我界定”和“文化复位”的希望,批判非洲中心心态,强调非洲和西方的文明同样需要尊重,他希望通过“非洲人自己书写非洲人的故事”重塑非洲形象,使得非洲文化浴火重生,倡导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这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索因卡(1934―)是非洲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6)的作家。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首次向国内读者介绍了索因卡。1983年高长荣主编的《非洲戏剧选》收录了李耒和王勋翻译的《路》。索因卡获得诺贝尔奖后,国内对其研究热情高涨,1987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沈静翻译的《痴心与浊水》,1990年,邵殿生等翻译出版了戏剧选《狮子和宝石》,其中还收录了《沼泽地居民》、《裘罗教士的磨难》、《森林舞蹈》、《路》、《疯子与专家》等译作,出版周辉翻译的《阐释者》,出版蔡宜刚翻译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阿凯的童年时光》。诗歌的译介,主要有汪剑钊的《非洲现代诗选》、台湾贝岭的《狱中诗抄:索因卡诗选》;还有发表在《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期刊上的诗歌。对索因卡的后殖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余嘉的硕士论文《森林之舞:后殖民语境下的索因卡剧作研究》和宋志明的博士论文《沃勒・索因卡:后殖民主义文化与写作》,对索因卡的研究十分深刻。

索因卡是具有强烈的非洲民族精神的后殖民作家,他挖掘和继承非洲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希腊神话和优鲁巴族的神话故事,建立以神话思维为基本特性的、和谐统一的传统文化体系,来对抗理性的、技术的、分裂思维的“欧洲中心主义”。宋志明的论文《“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提出索因卡的诗歌创作本质上是一部“奴隶叙事”,充满了殖民地作家的反抗精神,具有显着的后殖民性。[3]索因卡虽然主张一种“超越性的种族复兴主义”,但是也没有忘记对自己民族的愚昧性进行批判,虽然其激进的抵抗方式,是“在反抗的环境中想象过去”,颇具浪漫主义色彩,但这都无法撼动他在非洲后殖民文学中的地位。

戈迪默(1923-)是南非著名的女作家,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纸质媒体中,戈迪默最早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界中是在1983年,《世界图书》第3期发表晓颂的《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麦尔》一文,接着董鼎山先生1987年在《读书》第八期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正义的南非女作家》。这表明在戈迪默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国内就已开始关注她。1992年漓江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七月的人民》,199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戈迪默短篇小说集》,译林出版社出版《我儿子的故事》和出版《无人伴随我》,20南京出版社出版了《贝多芬是1/16黑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生》。戈迪默在国内报纸杂志中出镜率高,但研究不够深入,在后殖民方面,《当代外国文学》第2期路庆梅的《论纳丁・戈迪默后殖民写作困境的超越之途》和王旭峰的'博士论文《解放政治与后殖民文学:v.s.奈保尔、j.m.库切与纳丁・戈迪默研究》(2009)研究较为全面。

戈迪默是混合性文化书写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政治气息,再现了种族社会的病态特征,致力于将西方文化与非洲土着文化融合在一起,追求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实现黑人与白人和谐共处。作品《虚妄年代》讲述了种族隔离下绝望无期的爱情悲剧,《陌生的世界》描述了白人豪华奢靡的生活和黑人穷困潦倒的“黑白世界”,《朱力的子民》预言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种族对抗事件……王旭峰认为戈迪默持激进主义左翼立场,笔者也认为在上述作家中,戈迪默的反殖民力度最强,一向被誉为“南非的良心”的戈迪默,从人道主义立场述说了黑人革命解放的心理和行动。戈迪默用“介入的文学”对黑白和谐共存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构想――既要对白人有本土化的认同,又要保持黑人民族主义的独立。

库切(1940―)20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王丽丽的《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2000)和张冲、郭整风的《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影响较大。209月,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第一本库切小说《耻》。从204月开始,浙江文艺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库切小说文库”,包括《青春》、《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彼得堡的大师》、《等待野蛮人》、《幽暗之地》和《内陆深处》等10部作品。在后殖民研究方面,举办的“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显着,会议论文收录在《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中,以及高文惠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见解颇为深刻。

库切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种族隔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对话隽永,结构精致,思辨深邃。库切虽然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饱受苦难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给予深切同情,但又不时流露出贬抑的情绪。这种温和的抵抗方式,王旭峰称之为“自由主义中间立场”,反殖民力度不够。《等待野蛮人》驾驭了文明冲突,《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对权力的审视和对历史的反思……在对历史结构和文化霸权的挑战中,库切建立了自己的理想国、个体是平等的,野蛮人和文明人是平等的,大家没有肤色、种族与性别的差异,世界是平等、和谐和自然的。

正如阿契贝所说:“非洲人民并不是从欧洲人那里第一次听说有‘文化’这种东西的,非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思想的,它经常具有一种深奥的、价值丰富而又优美的哲学。”[4]四位作家都具有跨文化的写作背景、后殖民的生存困境、用英语语言写作的特点,他们用自己的文学实践让非洲的文化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从以上的传播途径可以看出,在1990年之前,纸质媒体占主导地位,新世纪左右,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电子媒体成了主力军。数据库的建立,使信息从共享转向分享,这是传播界的一场技术革命。文化帝国主义是媒介帝国主义现象的实质[5],文化霸权更多的是信息霸权。语言作为传播的媒介,充当了文化殖民的工具。殖民者用英语打开了非洲古老文化的碉堡,也让那些说着非洲语言的作家用英语创作出了小说、诗歌和戏剧。据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消息来自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互联网流通的信息中,使用英语的占90%。[1]葛兰西提出“媒介霸权理论”,殖民者巧用语言工具,瓦解殖民地的文化。同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更应该注意英语语言殖民的隐蔽性,以应对文化霸权模式在中国的复制。

跨文化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英语唯我独尊的文化垄断地位的失落和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文化多元时代的来临。非洲跨文化作家的作品,为我们揭开了非洲文学真实的面目,索因卡、库切等的后殖民文学实践,使我们学习到非洲人民面对殖民侵略采取的抵抗方式。根据跨文化传播的原理,在传播中需要遵循的原则是“知己知彼”,信息传播过程中必须改变民族中心主义,在文化价值观差异中求同。只有这样,信息才能自如地在两套代码间切换传播,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有效性。在后殖民和全球化的时代,面对着强势的西方霸权主义话语,处于第三世界的我们要寻求一种新的跨文化传播基调――平等,鼓励媒介朝着文化平等主义的方向进行探索,贯彻协商、沟通、理解、融合的宗旨,把跨文化传播引导到良性的、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上来。

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论文

我国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是人们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点内容。就目前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模式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对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对我国文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模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体,必然受制于现有的文学史体例及思维模式,存在着“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叙述弊病和“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的思维定势。在对现有叙述模式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四个层面进行:首先,重心应该落到创作思潮上,我们需要建构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思潮史,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据(单位),而不能以作家或者流派为依据。第二,在宏观的建构上,应先对文学思潮进行合理的谱系性的层级式分类,即“社会/革命文学思潮”、“人性/启蒙文学思潮”、“审美/感性文学思潮”。然后再对每一类进行历时性的论述。第三,在叙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必须同时兼顾各种思潮,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叙述张力、一种互相补充的发展态势。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三、结束语。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是促进文学思潮史发展的有效途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人们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须性,重构过程中需进行分析、顺应发展规律等,保证重构工作顺利开展。

中国当代艺术的策展传播小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发生重大变化。在新媒体环境下,古代文学的传播渠道得到革新,如声音传播、视频传播。同时,信息技术手段的创新,实现了网络传播与自媒体传播,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为受众提供文学知识。新媒体环境也使教育模式得到创新,利用新媒体产品搭建传播平台,帮助受众接收古代文学知识。

关键词:新媒体;古代文学;传播渠道;革新。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科学技术的提升,是文化发展的革新原因。新媒体技术使文学作品的传播由传统的纸质、口口相传等媒介转化为数字化、全球化技术。具有实时性、开放性、交互性的基本特点,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带来机遇。但凡事皆有两面性,新媒体环境也为古代文学的传播带来影响,网络上参差不齐的信息易导致受众在接受文学知识时受到误导。因此,新媒体视域下,探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渠道的革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统计,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仅在图书馆有所保存,从而鲜为人知。而新媒体环境的出现,使受众在网络上便可了解到不同类型的古代文学作品。但由于新媒体环境基于互联网而言,具有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受众可自行在网络上发布、转载不同文学作品。在多次的传播后,易导致所传播的作品真实性有待考量,网友所评论的消极话语也会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带来负面影响。各类传播媒介水平的差异,也导致中国古代文学的形态被改变。例如,李白、杜甫等诗人的形象在网络上被恶搞,这实际上是一种反文化价值的体现,亟待消除这样的不良风气,从而促使文学的正确传播。此外,传承古代文学的方式应是将传统与创新有机融合,改编经典也是文学传播的一种展现。通常经典的改变会由影视传播媒介展现,一旦缺乏优秀的剧本或导演,最终呈现的效果不尽人意,受众在接受此类文学的传播时,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必须把握好互联网信息的优劣,用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审视古代文学的新媒体媒介传播,主动摒除消极、负面的信息[1]。

二、新媒体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渠道的革新。

1.戏曲。戏曲的传播其实是一种最原始的`传播形式,但在新媒体环境下,戏曲的呈现形式得到了创新,古代文学的戏曲传播也有很大的革新优势。新媒体环境使戏曲出现很多新型元素,即使在舞台上表演,也可利用新媒体技术创造丰富多彩的演出背景、舞美等,将古代文学与戏曲进行融合,观众更易被带入文学意境中。例如,京剧作品《天下归心》中融入了《左转》中的故事,新媒体技术将古代战争的场面呈现于舞台之上,相比于传统的戏曲而言,观众更易接受此类传播形式,通过视觉与听觉两大感官感受戏曲的内容,实现古代文学的传播。2.音乐。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将其转化为音乐进行传播的却十分稀少。因此,可利用新媒体技术,将音乐与古代文学相融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合成多种乐器的声音,形成美妙的音乐。例如,苏轼的词《水调歌头》,加入作曲与音乐混编技术,最终由邓丽君演唱,随后广为流传。听众也在听歌的同时记诵了一首满腹情感的词,更能了解词人苏轼的思想感情[2]。3.数字音频技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小说、诗词等原是声音传播后形成的文本记录形态,因此,利用数字音频技术进行传播,在古代文学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我国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皆可通过数字音频技术合成评书、电子乐等,从艺术形式的创新入手,为古代文学的传播赋予生命。此外,文学的传播离不开其特定的艺术媒介,仅用声音进行艺术传播,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但若与新媒体环境相融,年轻人的接受程度较高。因此,在数字制作时,需要联系文学背景,加强逻辑感受,利用深刻的理解促进古代文学的数字传播。

针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大部分受众应是学生群体,据统计学生群体占总受众的70%以上,而接受古代文学的途径主要是影视节目,主要包括电影、电视剧等载体。在视频传播中,文化脱离了原有的理性主义形态,不仅将语言作为传播中心,还包括形象与影像的感性主义形态。同时,利用影像表达生活、传递情感已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利用视频媒介将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传播,可有效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例如,《红楼梦》的电影传播,使受众既获得了娱乐的消遣,也获得了视觉的快感。因此,可将古代文学作品利用影像分批放映,也可利用数码相机拍摄影像,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对文学的接受程度,从而有效扩大古代文学的传播范围。但由于利益的驱使,会有很多影视作品出现问题,仅注重观赏性,而忽视其文学性。这便需要受众具有新媒体意识,自觉甄别传播内容的优劣,从而使古代文学得到正确传播[3]。

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通常以口口相传为辅,以手写为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打字机、计算机的不断出现,成功取代了手写的传播渠道,其快速、好修改的特征为受众所接受。写作方式的转变是新媒体环境下对文学传播的最直观改变。同时,互联网的交互性特征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文学作品传播的实效性。优秀的作品自转载起,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多人阅读,并继续传播,完成了传统几十年才能积累的传播量。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要设置相关管理人员,及时删除或禁止不良评论,防止其将文学作品的传播带到错误的方向。同时,也可在文学作品传播过程中发表正确的观点,使文学逐步平民化,利用文学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更加深入身心。

自媒体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人更加依赖手机,对古代文学的传播有重要影响。自媒体使全民阅读、全民感受成为可能。通常情况下,自媒体在小范围内传播,最后由于网络的力量以爆发式趋势进行传播。准确来说,自媒体来源于博客,很多网络作者会结合自身感受,将古代文学作品写入博客,读者与原作者的身份发生互换,博客也成为传播文学作品的一大途径。文学的价值走向也逐步向平民化靠拢,最终实现全民参与,以繁荣古代文学。现阶段,随着新媒体环境出现,博客逐步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微时代背景下的微博与微信,微博相较于博客来说具有更多功能,不仅可以传播文字,还可以将上述视频媒介、声音媒介与其融合,使其成为古代文学的传播途径。可选取微博上影响力较大的用户,定时发布与古代文学相关的视频、音频等,并及时纠正当前电视剧、电影中出现的错误观点,从而及时将文学走向引入正规,真正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的有效传播。

1.搭建传播平台。学校可创新古代文学的产品出版传播策略,将传播的重心从传播者逐步倾向于受众。并将传统的“意义传播”逐步转变为“意义”与“形象”并重的传播模式。因此,为了有效突出受众对文化的主导特点,可在校园内搭建传播平台,为新媒体环境下古代文学的现代化教育传播提供机会与平台。例如,在传播四大名著《西游记》的文化内涵时,可在校园的名著传播中或网络平台上开辟“名著专栏”,并设置网页介绍,同时上传专家对《西游记》的讲解视频,利用新媒体形式传播《西游记》。2.创新思维,运用新媒体产品丰富教学内容。除了搭建平台外,还需利用新媒体产品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使中国古代文学适应当代新媒体环境,将网络资源、媒体资源等充分融入课堂,发挥课堂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同时,还需进行创新性发展,将网络内容与教材融合,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充分利用新媒体产品,改善教学方法,利用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实现师生的交流,打破文学传播的局限性,提高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能力,并增强其主动传播文学的意识。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媒体背景下,文学的传播打破了原有的方式,将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相结合,实现文学的电子化传播。但要注意网络信息的优劣甄别,防止大数据背景下,负面信息对文学传播带来消极的影响。总体来说,古代文学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才能满足当代受众的审美需求,使中国古代文学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1]杨世真.影视改编与文学经典传播途径的革新[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2]林华.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看《红楼梦》在高校的传播策略——以贵州高校为例[j].教育文化论坛,2016(5).

[3]鑫鑫.现代教育技术在古代文学课堂的创新应用[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论文

论文摘要:纳税服务是税收管理发展到一定水平,服务主体为满足服务对象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税收权利的需要而形成的税收行政行为,是现代税收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当前深化征管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因此探究我国目前纳税服务存在的问题,健全我国纳税服务体系对于提高我国税收征管工作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且是税务部门自身所固有的、本质的责任和义务,是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税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良好的税收环境,融洽税收征纳关系,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良好途径,也是构建“诚信税务”、“服务型机关”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目前纳税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服务缺位与越位,服务与管理脱节。

服务缺位是指因税务机关执法不到位或者程序不规范,手续繁杂,致使纳税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或承受不应有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负担。

主要表现在:因税务人员素质不高,办事效率低下导致纳税人为办理同一纳税事项而多次往返,久拖不决;因税收工作流程不规范,存在程序繁杂、手续繁琐、票表过多的问题,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税收成本;因税收政策不完善影响各种优惠政策的落实;因税收法制不完备,使纳税人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服务越位是指超越法律规定的义务范畴,越权提供不合法的“服务”,以及将不属于纳税服务范畴的内容作为纳税服务提供给纳税人。

如有的税务部门仍然存在擅自减免税或扩大税收优惠范围的现象。

服务加管理是现代税收的管理方式,但二者并不是简单的相加,服务与管理不是分裂的,而是作为统一的整体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将管理(执法)与服务对立起来,一提到管理就忽视为纳税人的服务,容易发生侵犯纳税人权利的情况。

一提到服务就弱化管理,导致“疏于管理、淡化责任”情况的发生。

(二)纳税服务信息化程度低。

税收信息化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税务管理与服务中,深度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并由此推动税务部门业务重组、流程再造,进而推进税务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综合过程。

目前在税收信息化建设中存在一些误区:一是重技术轻管理。

许多部门热衷于购买高档的硬件设备,盲目开发软件,而对整个业务系统性研究不够,没有创新管理方式、优化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结果只是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重复、模仿传统的业务处理流程,没有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

二是重系统本身的应用,轻数据资源的管理利用。

有的地方更多地是以信息系统来替代手工操作,却对数据资源管理和信息资源的有效挖掘和利用重视不足。

三是轻视信息资源整合及一体化建设。

现阶段的税收信息化建设已经涵盖了从征管到行政管理、辅助决策等各个方面,但这些部分的信息化建设仍然是各自为政,信息资源没有实现充分共享,没有形成合力。

(三)纳税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

我国当前的纳税服务主要是由税务部门来提供,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务主要直接面对的还是税务部门。

如上所述税务部门的信息化程度较低,集中处理信息,为纳税人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纳税服务的能力有限,对于诸多日常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仍然需要通过办税服务大厅的形式,对纳税人实施传统的面对面的管理与服务。

另外,经济社会尚未发展到相当水平,对社会化纳税服务的需求不足,缺乏推动纳税服务社会化发展的外部动力。

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市场化程度不足,其发展和竞争不充分,所提供的有偿纳税服务对纳税人缺乏吸引力。

二、优化我国纳税服务的对策。

(一)服务要求制度化。

控告和检举权、要求回避权、请求国家赔偿权、委托税务代理权、索取完税凭证权等能够落到实处,保障其合法权益。

在此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纳税服务制度,形成实际的、刚性的工作标准。

实行考核评价机制,量化纳税服务工作,在内部考核的基础上,征询纳税人的满意程度,加强监督考核,切实规范服务行为。

(二)服务手段信息化。

通过加快税务信息化建设,构建纳税服务信息化平台,降低税收成本,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一是完善纳税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以12366服务热线、电子税务网络为载体,运用网上电子申报系统、网上税务局信息管理等系统,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功能强大的多元化、个性化、开放式的纳税服务。

二是完善税收管理平台,推广运用纳税申报电子信息采集系统、发票管理系统、一般纳税人认定管理系统、增值税纳税评估管理、计算机稽核、协查等管理系统,实现税务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体化,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纳税人纳税成本。

三是完善信息交换平台,推进税库银企的一体化建设,拓宽申报缴税渠道,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率。

(三)服务过程社会化。

一是充分发挥税务代理的作用,把税务代理作为纳税服务的延伸加以鼓励和引导。

二是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配合,建立起一个全社会的纳税服务网络,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和实效,从而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自觉遵从度,保证国家的税收权益。

此外,优化纳税服务还要求服务内容的系统化。

主要包括税收环境服务、税收信息咨询服务、程序性服务、救济服务等四个环节的'内容。

纳税服务是整个社会公共服务系统的一部分。

优化纳税服务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长期工程。

税务部门作为优化工作的主体,应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并遵循预定的目标和相关原则,不断改进和完善纳税服务的内容和措施,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税收工作效率。

当代中国水墨画发展之探析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公路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公路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可以优化配置区域内的生产资料,保证一个区域内部和区域相互之间信息,物资和人才等资源的流动。同时不断优化调整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使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笔者根据相关工作经验,主要探究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公路运输;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一个国家致富的关键是要先修路,公路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经济发展对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有一定的依赖。我国国土面积很大,但是总体的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要保证各种资源对所需区域更好的分配,急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主要的交通运输包括铁路,水运、航空和公路等,公路运输具有直接,便捷和覆盖面广的优势,我国区域之间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就是公路。公路运输方式已经贯穿我国各大城市和城乡,主要用于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已经成为了区域内和区域之间进行联系的桥梁,能够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影响。

进入21世纪后,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公路交通运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从微观方面推动了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以下具体分析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影响。

1.对公路沿线的'自然资源进行了激活。我国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能够改善和激活公路沿线的旅游和土地等资源。也就是说交通运输可以对区域的区位进行改变。我国还没有修建公路时,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源不能被有效开发和利用。如果公路交通运输得到了改善,能够对上述资源进行开发和整合,可以对其进行利用,实现这些资源的市场价值,从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2.保证企业成本的降低。通过改善公路交通设施,可以提高交通运输状况。运输距离可以大幅度缩短。特别是对一些以交通运输为主要成本的企业,公路交通运输情况的改善可以可以明显降低其运营成本。此外,如果当地的公路交通情况很好,就会方便流入资本和人才,从而降低本地生产所需要的要素成本。同时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也有助于企业之间交易费用和仓储费用的减少。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如果消费者的需求发生变化,生产者对这一变化的反映速度更快,及时采取有效策略。

3.推动企业组织效率的提高。便捷的交通运输能够使企业劳动力和其他资本的利用率提高,从而使企业其他生产要素的获利能力提升。如果提高本地的生产要素组织效率,会降低费用和生产成本。交通运输的便捷程度,可以保证生产要素向所需企业的顺利流动,从而保证企业组织效率的提高,使企业所占有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企业运营过程中如果一个环节提高效率,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推动企业其他环节甚至整个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急需对组织效率进行调整。

4.促进物流规划的调整。企业物流主要的运输载体就是公路。如果区位发生变化,对企业的物流体系会产生影响。实践表明,建成的高速公路会带动沿线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具体来说,能使物流速更快,区域内也能连通各个经济单体,从整体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以上这些,企业选址的最佳位置是公路交通便利的地方。因为通过完善的公路交通运输系统,能够为企业创造更丰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

以上主要对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影响进行了分析。从宏观角度看,交通运输的发展也能更好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以下对其具体分析。

1.区域产业结构得到改变。公路交通运输能够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还能保证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需要更高更严格的交通运输条件。现阶段,我国需要运输的企业的状况是运输批量较小,运输频繁,时间要求高,有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动。因此公路运输必须满足这些要求。我国现代企业的第一选择就是高速公路沿线。现代企业不断依赖高速公路,相关人员要不断完善公路交通运输网,从而更好的保证城市优秀人才的流入和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企业有了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不断改进和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使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公路沿途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我国公路设施的建设可以推动沿线投资环境的改善。公路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投资,公路一旦建成,会改善区域的交通条件,能够使需要运输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和公路运输维修费用也会降低,从而降低成本,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例如:如果一个山区自然资源很丰富,但是交通不便,就需要建设公路交通网络。因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会吸引很多投资者。通过建设公路交通网络,能够对山区的自然资源进行转化,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3.实现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随着我国公路运输业的发展,对企业学习先进地区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比较方便。同时先进地区的资金和人才等资源也方便向落后地区扩散,可以调整不同地区的资源,保证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公路建设项目对各项产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有带动作用。同时也能更好的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保证各个我国领域和行业发展的协调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公路交通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相关部门必须重视公路交通建设。本文主要从沿线自然资源的激活,企业成本的降低、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物流规划的调整等方面分析了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影响,并从区域产业结构的改变,沿途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等方面阐述了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公路运输能好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王鹏岩.公路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j].科技风,,04:54.

[2]任向前.浅析公路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东方企业文化,,11:294.

[3]王巍.公路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j].才智,2015,30:3.

[4]宋琪.论区域经济发展中公路运输的重要作用[j].中国市场,2015,45:92+103.

[5]张家红.浅谈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相关性[j].商场现代化,2011,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