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养老问题 农村养老保障问题调研报告

目前全区参加“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农牧民人数约有85万人，还不到全区农牧业人口的7%，而90%以上农村牧区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而随着城镇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牧区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能更好的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农村老年人赖以养老的主要模式受到挑战

一是农村牧区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农村牧区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为6、2%，预计到2010年前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将比现在高出2—6个百分点。

二是农村牧区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牧区家庭结构出现了小型化的趋势。据抽样调查统计2006年农村牧区家庭户均人口下降为3、72人。家庭小型化使农村牧区老年人“养儿防老”的压力增大。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经济供养，另一方面是与父母分开居住，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自生活。

三是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牧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利用土地所有权的置换为养老提供一定的保障。由于土地比较收益不断降低，土地在农牧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农牧民难于完全依赖土地实现养老保障。

四是农村牧区劳动力流动的增强，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弱化了家庭的内聚力，也淡化了孝敬老人、赡养父母的传统观念。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滞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是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单一。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方案中确定的缴费原则是：“坚持资金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根本无法兑现集体补助和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绝大多数普通农牧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和鼓励性储蓄。既未体现“社会保险”，也未体现“社会共济”，名不符实的“养老保险”使农牧民难以接受和认同。

二是保障水平低。民政部门实施的《基本方案》考虑到农村牧区发展条件的差异，规定了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10个档次缴费。但是由于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普遍水平低，家庭生活困难，再加上农牧民对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档次。这样低标准、短周期的资金周转难以达到养老保障作用。

三是体制不顺，管理混乱。从目前已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地区的情况看，农村社会保险机构只在县级以上才设立，乡镇还没有健全机构，行政村也没有设立代办员，专业人员更是寥寥无几。由于技术落后，管理混乱，还出现了个别违规操作的挪用和挤占行为。

四是经费短缺，工作开展困难。根据《基本方案》规定允许从基金中提取3%的管理费来弥补业务经费的不足，很多经办部门就是依靠这笔费用来维持日常的业务工作。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地区的同级财政从未划拨过农保工作的专项经费，致使工作开展的难度加大。

另外，随着我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牧区大量集体土地被征用，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失地农牧民和进城务工农牧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失地农牧民，由于征地的安置补偿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缺位，其中相当多的人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直接影响了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失地农牧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下岗工人问题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给于更多地关注。

1、提高对农村牧区养老问题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性的认识。这主要指各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农村养老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决不能将养老仍然看成是一家一户自己的事情。老龄化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家庭养老势单力薄，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多年来将老年社会保障视为城镇居民的专利，这不符合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原则，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思路相背离。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大意义、存在问题、潜在危机，万万不可持无关紧要的态度。

2、巩固和完善家庭养老机制。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与传统大家庭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相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老年人最感舒服的一种方式。虽然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家庭养老受到严峻挑战，社会养老成为现代必不可少的`养老方式。但是家庭养老并不是就要消亡，相反，它还是一种很重要和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这是由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目前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养老方面，而且，中国人传统的亲情养老，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也无法取代。因此，家庭养老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会被社会养老完全代替。在目前我们应积极培养、发展和完善它。要积极建设和宣传新的养老观，鼓励和支持签定养老协议书，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组织对强化家庭养老的重大作用，加大执法力度，对不赡养老人的子女严格执法等等。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牧民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外，他们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个人或家庭来承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非农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牧民也同样面临市场风险和程度同等的生活风险，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大大提高，而目前以城乡属性分层社会保障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建立和完善农村牧区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本文仅就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现状、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养老金关乎每个老人的切身利益。然而，在我国养老金的管理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征收上，存在着多头征收，资源浪费的问题;在管理中，养老基金虽然在急速增加，但如何保值增值仍是未解的难题;作为养老金体制的重要补充———企业年金的普及也仅限于一些大型企业。

10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将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四次审议，养老的相关问题也将有所涉及。有业内人士预测，在养老费到底由谁来征收这个问题上，虽历经数次修法周折，但依然会成为争议焦点。

养老费征收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话题。

记者了解到，现行养老费的征收主体有两个———税务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

不过，在我国确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保制度伊始，负责征收养老费的只有社保部门一家。

之后，随着国企改革的火热进行，企业破产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部分企业的社保费征收非常困难。自1995年开始，为强化征缴力度、完成征缴任务，陆续有一些省市请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

1999年1月，社保费征缴暂行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在实际上合法化了实践中的这种模式，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自行决定征缴机关，税务、社保两家均有资格。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据业内统计，目前，税务、社保两家在征缴工作中各占半壁江山。有的省养老费由税务机关负责，有的省由社保机构负责，还有的省由税务机关和社保保险机构共同负责。

不过，这一局面一直备受诟病。

据了解，实践中，税务、社保部门可为征收主体，而管理、审核主体最终是社保部门。这种并存体制无疑造成部门间执法尺度不一、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征收成本，也造成了人员浪费，更不利于养老基金的监管。

“似乎中国是一个例外。至今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定征缴主体，而形成‘条条’与‘块块’组成‘双重割据’的复杂制度现状。”社保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向《法治周末》记者直言。一直以来，这位社保专家都在倡言，应尽快对1999年实施的社保费征缴暂行条例进行修订，取消省级选择权，这将有利于提高省级统筹水平，更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

20多年来，改革养老费征收体制的呼声从未停止。

令人欣喜的是，xx年春节过后，社保法草案终于开始征求意见。

不过，当手捧该草案时，一度对之寄予厚望的专业人士不免有些失望。

在征缴体制这个关键问题上改革的模糊性，被专家批评为“在关键问题上试图绕开矛盾”，“这个问题是多年博弈的一个焦点，或许反映了部门利益协调之难”。

“由国务院规定?这样的规定等于没有规定，再一次回避了矛盾，又回到了1999年前暂行条例的那个‘原点’。”郑秉文说。

而高层对该问题也有所回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国务院法制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后，建议社保法草案关于征收体制的条款修改为：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这项改革确立了‘统一征收’体制，终结了长久以来，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双重征收局面，是一大进步。”淮安社保处主任冯申军评价说。

但究竟谁来担当这个统一征收人?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了“社保派”和“税务派”。

力挺社保部门的人士认为，税务部门征收对正规企业较为有效，但对个体户、灵活就业人员等散户和站点较多的情况，则社保部门更有优势。比如，社保部门下设个人档案的托管中心，个体户和灵活就业者可在此缴养老费。在中国现阶段，扩大参保人数覆盖率为当务之急，在企业参保人数几乎达到全覆盖的情况下，社保部门发挥作用的余地更大。

倡导税务机关独大的一方则认为，可借助地税征管优势确保养老费足额、及时发放。

争议至今仍在继续，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为此僵持不下。

“提出费改税以后，征缴体制的争论又被搁置下来，迂回地变成了一个税费改革问题。”对此，郑秉文颇感惊诧。

他对记者说，“费改税”问题让这个体制中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这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是，“在目前统账结合制度下即使要改成社保税，也只能对社会统筹的部分改，对于个人的账户，产权属于个人，不可能将其平均化”。

记者获悉，如果社保法草案第四稿确实10月上会审议，该法年内有望出台。郑秉文建议高层借立法机会协调两个部门，拿出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数据显示，xx年来，我国社保基金规模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扩大。xx年，我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为1639亿元，到xx年底，该数字就直逼2万亿元大关(1。96万亿元)。也就是说，9年间，社保基金规模增加了12倍，而xx至xx年社保基金的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41%。占社保基金绝大部分的养老保险基金，其发展速度和规模无疑也是可喜的。

然而，郑秉文却在近日提出“两万亿养命钱面临贬值风险”的论调。

“这些大规模的资金其收益率仍然跑不赢cpi。”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郑秉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到2%的名义收益率既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国债投资的国家的收益率，也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市场化投资的国家的收益率，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

他向记者进一步解释，如今，养老金的投资管理层次多分布在两千多个县市级统筹单位(只有北京和上海等四五个省市真正实现了大收大支的省级统筹)，这样，全国的养老金在事实上就呈现出非常分散的状态。在缺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专业人士的情况下，这种属地化养老基金管理体制不可能具备实行市场化投资的基本条件。否则，一旦盲目放开，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十几年来存银行和买国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此外，目前养老基金投资体制还缺乏完整的配套设计和细节规定，这导致基层政府有实干精神却无具体章法可循，甚至违法行事。“现在的收益率很低，但其实已经是各地基层政府努力的结果，只是他们在操作层面上太随意，可谓呈各显其能的‘放羊’状态。”郑秉文对记者说，个别基层政府为尽量获取较高收益率，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得不为银行协议存款而到处奔走，在国债难求的背景下四处拜佛，有时还冒公事私办之不韪。

第一步是临时阶段，在1至2年内为满足养老基金保值的需要，对基金全额发行特种定向国债，全部取消银行商业存款，以保证较高利息收入和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鉴于通胀预期大约为4%，特种定向社保国债利率可暂定为4%至5%左右。

第二步为过渡阶段，直指各地两千多个统筹单位的“碎片化”状态，改革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体制。可试行记账式养老保险大账户模式，即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这就相当于一个银行账户，方便国家将养老基金集中起来变为一个“资金池”，为集中投资管理创造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构，通过该机构进行集中投资也就是实行一揽子投资，施行多元化投资策略，以期达到投资体制的市场化与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提高整体收益率。国家可以把最好的项目分配给这些养老基金，比如机场高速类似的项目。至于回报，国家可以承诺一个固定的、较高的利率。

第三步为深化改革阶段。既然养老制度在实质上正在改弦更张，那么就应进一步对这个制度进行全面反省。在制度层面上彻底解决收益率低的问题，养老金贬值的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每位老人面对夕阳红或许都有不同的选择。无论怎样，他们仍在消费。养老钱，国家究竟怎么管好这笔养老钱，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企业年金，又称“第二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保险体制中的年轻身影。“企业年金制既能大幅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又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一举两得。”业内人士如此盛赞。

所谓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建立的补充性养老保险，由企业和员工共同缴费构成，旨在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而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缴费、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3部分组成。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年金，可由企业按年、按季或按月缴纳。职工个人缴纳的费用，由企业代扣。职工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可以一次或分年逐月领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储存额。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强制性的，任何企业都必须参加，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企业年金却是自愿的，有条件的企业才能建立，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更注重效率原则，在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战略中是具有激励机制的福利手段。”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继晔向记者介绍，企业为职工缴纳年金，可在一定比例内享受税前扣除。

比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显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来自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欣告诉记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政府机构管理和运营，保值增值的手段通常是银行储蓄和购买国债，而企业年金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如各种金融机构来运作，投资手段更加多样化。

“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短期债券回购、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等。”李欣说。

无疑，比起基本养老保险求稳的特点，成功的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行将带来可观的利润，进而大幅提高退休职工收入水平，是企业吸引、留住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

“有了企业年金后，我们的养老金替代率能达到80%，比原来提升二三十个百分点。”中国工商银行某分行今年刚入职的员工王翰告诉记者。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我今年24岁，现在的月平均工资为大概为3000元，若我在退休前有31年的工作时间，那么按每年5%的工资增长比例计算，我们企业给我缴费4%，我个人缴费1%，那么我退休后，就可以领取39。876万余元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安度晚年啦。

记者从中国年金指数专家协会获悉，xx年，我国企业年金规模仅191亿元。到xx年底达到680亿元。xx年，这一数字更是高达约2300亿元。

而根据多家基金公司近期出炉的企业年金规模数据，6家公司的年金规模达到百亿级，所占比重达到基金企业年金总规模的80%。截至xx年底，博时公司已中标包括南方电网公司在内的23家央企年金管理项目，已签约及中标的企业年金客户总数逾240家，签约规模预计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海富通也挤进百亿级年金梯队，实际运作年金规模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这种红火的经营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年金的发展热度。

如今，不少银行、保险公司、咨询公司等开始提供企业年金专业服务，帮助企业通过年金计划解决一系列的员工福利问题，这既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福利制度的认可，还将繁琐的管理事务交由外部机构运行，使企业充分地享受到国家给予的额外税收优惠，可谓双赢。

然而，企业年金的发展并非没有约束。在企业年金逐渐走俏企业和职工的同时，国资委和相关法律的要求给企业年金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别样注脚。

国资委对央企推行企业年金有一个要求：企业效益较好、管理规范、职工有每月缴纳相应份额的承受力，然后由职代会通过，报国资委审批。

据各家基金公司披露的资料显示，目前基金公司签约的年金客户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多为传统行业，包括石化、银行、保险、电力、钢铁、煤炭和造船等央企和地方大国企，此外，一些效益较好的股份制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也在陆续为职工购买企业年金，但数字比例远低于国有企业。

在一家公司“退休计划和财务管理”部门任职的高级咨询顾问孙帆告诉记者，在这种体制下，目前，企业年金的好处仅惠及不到1个亿的职工。

另一个约束来自制度层面。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应当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实行专业化管理。企业年金基金必须存入企业年金专户。

捍卫企业年金进行最大程度市场化投资的人士对此提出批评：加上税优政策和缴费渠道不够明确、不够透明、税优比例不够高等因素，中国的企业年金发展面临了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

然而，从自身实践出发，南方基金养老业务部执行总监张雪松却认为，在实际运作投资组合中，有些企业年金可能因市场下跌等风险而亏损，虽然企业年金是长期性资金，可以承受一定的短期风险，但“在企业年金起步时期，企业年金运作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要求非常高。的确要很谨慎地对风险进行事前控制，这样企业和职工才能有真正的投资回报”。

“在看到企业年金潜在的市场盛宴时，大家都开始力挺企业年金的投资，反而可能漠视投资中可能产生的隐性负债，这对中老年职工的权益是一种伤害。”孙帆说。

养老金关乎每个老人的切身利益。然而，在我国养老金的管理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征收上，存在着多头征收，资源浪费的问题;在管理中，养老基金虽然在急速增加，但如何保值增值仍是未解的难题;作为养老金体制的重要补充———企业年金的普及也仅限于一些大型企业。

一问谁来收

10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将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四次审议，养老的相关问题也将有所涉及。有业内人士预测，在养老费到底由谁来征收这个问题上，虽历经数次修法周折，但依然会成为争议焦点。

部门间执法尺度不一

养老费征收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话题。

记者了解到，现行养老费的征收主体有两个———税务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

不过，在我国确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保制度伊始，负责征收养老费的只有社保部门一家。

之后，随着国企改革的火热进行，企业破产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部分企业的社保费征收非常困难。自1995年开始，为强化征缴力度、完成征缴任务，陆续有一些省市请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

1999年1月，社保费征缴暂行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在实际上合法化了实践中的这种模式，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自行决定征缴机关，税务、社保两家均有资格。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据业内统计，目前，税务、社保两家在征缴工作中各占半壁江山。有的省养老费由税务机关负责，有的省由社保机构负责，还有的省由税务机关和社保保险机构共同负责。

不过，这一局面一直备受诟病。

据了解，实践中，税务、社保部门可为征收主体，而管理、审核主体最终是社保部门。这种并存体制无疑造成部门间执法尺度不一、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征收成本，也造成了人员浪费，更不利于养老基金的监管。

“似乎中国是一个例外。至今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定征缴主体，而形成‘条条’与‘块块’组成‘双重割据’的复杂制度现状。”社保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向《法治周末》记者直言。一直以来，这位社保专家都在倡言，应尽快对1999年实施的社保费征缴暂行条例进行修订，取消省级选择权，这将有利于提高省级统筹水平，更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

究竟谁来当家

20多年来，改革养老费征收体制的呼声从未停止。

令人欣喜的是，2019年春节过后，社保法草案终于开始征求意见。

不过，当手捧该草案时，一度对之寄予厚望的专业人士不免有些失望。

在征缴体制这个关键问题上改革的模糊性，被专家批评为“在关键问题上试图绕开矛盾”，“这个问题是多年博弈的一个焦点，或许反映了部门利益协调之难”。

“由国务院规定?这样的规定等于没有规定，再一次回避了矛盾，又回到了1999年前暂行条例的那个‘原点’。”郑秉文说。

而高层对该问题也有所回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国务院法制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后，建议社保法草案关于征收体制的条款修改为：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这项改革确立了‘统一征收’体制，终结了长久以来，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双重征收局面，是一大进步。”淮安社保处主任冯申军评价说。

但究竟谁来担当这个统一征收人?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了“社保派”和“税务派”。

力挺社保部门的人士认为，税务部门征收对正规企业较为有效，但对个体户、灵活就业人员等散户和站点较多的情况，则社保部门更有优势。比如，社保部门下设个人档案的托管中心，个体户和灵活就业者可在此缴养老费。在中国现阶段，扩大参保人数覆盖率为当务之急，在企业参保人数几乎达到全覆盖的情况下，社保部门发挥作用的余地更大。

倡导税务机关独大的一方则认为，可借助地税征管优势确保养老费足额、及时发放。

争议至今仍在继续，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为此僵持不下。

“提出费改税以后，征缴体制的争论又被搁置下来，迂回地变成了一个税费改革问题。”对此，郑秉文颇感惊诧。

他对记者说，“费改税”问题让这个体制中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这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是，“在目前统账结合制度下即使要改成社保税，也只能对社会统筹的部分改，对于个人的账户，产权属于个人，不可能将其平均化”。

记者获悉，如果社保法草案第四稿确实10月上会审议，该法年内有望出台。郑秉文建议高层借立法机会协调两个部门，拿出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问怎么管

数据显示，2019年来，我国社保基金规模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扩大。2019年，我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为1639亿元，到2019年底，该数字就直逼2万亿元大关(1。96万亿元)。也就是说，9年间，社保基金规模增加了12倍，而2019至2019年社保基金的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41%。占社保基金绝大部分的养老保险基金，其发展速度和规模无疑也是可喜的。

然而，郑秉文却在近日提出“两万亿养命钱面临贬值风险”的论调。

养命钱跑不赢cpi

“这些大规模的资金其收益率仍然跑不赢cpi。”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郑秉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到2%的名义收益率既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国债投资的国家的收益率，也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市场化投资的国家的收益率，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

他向记者进一步解释，如今，养老金的投资管理层次多分布在两千多个县市级统筹单位(只有北京和上海等四五个省市真正实现了大收大支的省级统筹)，这样，全国的养老金在事实上就呈现出非常分散的状态。在缺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专业人士的情况下，这种属地化养老基金管理体制不可能具备实行市场化投资的基本条件。否则，一旦盲目放开，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十几年来存银行和买国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此外，目前养老基金投资体制还缺乏完整的配套设计和细节规定，这导致基层政府有实干精神却无具体章法可循，甚至违法行事。“现在的收益率很低，但其实已经是各地基层政府努力的结果，只是他们在操作层面上太随意，可谓呈各显其能的‘放羊’状态。”郑秉文对记者说，个别基层政府为尽量获取较高收益率，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得不为银行协议存款而到处奔走，在国债难求的背景下四处拜佛，有时还冒公事私办之不韪。

养老基金必须投资

第一步是临时阶段，在1至2年内为满足养老基金保值的需要，对基金全额发行特种定向国债，全部取消银行商业存款，以保证较高利息收入和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鉴于通胀预期大约为4%，特种定向社保国债利率可暂定为4%至5%左右。

第二步为过渡阶段，直指各地两千多个统筹单位的“碎片化”状态，改革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体制。可试行记账式养老保险大账户模式，即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这就相当于一个银行账户，方便国家将养老基金集中起来变为一个“资金池”，为集中投资管理创造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构，通过该机构进行集中投资也就是实行一揽子投资，施行多元化投资策略，以期达到投资体制的市场化与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提高整体收益率。国家可以把最好的项目分配给这些养老基金，比如机场高速类似的项目。至于回报，国家可以承诺一个固定的、较高的利率。

第三步为深化改革阶段。既然养老制度在实质上正在改弦更张，那么就应进一步对这个制度进行全面反省。在制度层面上彻底解决收益率低的问题，养老金贬值的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每位老人面对夕阳红或许都有不同的选择。无论怎样，他们仍在消费。养老钱，国家究竟怎么管好这笔养老钱，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三问谁补充

企业年金，又称“第二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保险体制中的年轻身影。“企业年金制既能大幅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又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一举两得。”业内人士如此盛赞。

所谓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建立的补充性养老保险，由企业和员工共同缴费构成，旨在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而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缴费、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3部分组成。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年金，可由企业按年、按季或按月缴纳。职工个人缴纳的费用，由企业代扣。职工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可以一次或分年逐月领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储存额。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强制性的，任何企业都必须参加，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企业年金却是自愿的，有条件的企业才能建立，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更注重效率原则，在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战略中是具有激励机制的福利手段。”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继晔向记者介绍，企业为职工缴纳年金，可在一定比例内享受税前扣除。

发展红红火火

比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显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来自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欣告诉记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政府机构管理和运营，保值增值的手段通常是银行储蓄和购买国债，而企业年金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如各种金融机构来运作，投资手段更加多样化。

“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短期债券回购、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等。”李欣说。

无疑，比起基本养老保险求稳的特点，成功的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行将带来可观的利润，进而大幅提高退休职工收入水平，是企业吸引、留住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

“有了企业年金后，我们的养老金替代率能达到80%，比原来提升二三十个百分点。”中国工商银行某分行今年刚入职的员工王翰告诉记者。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我今年24岁，现在的月平均工资为大概为3000元，若我在退休前有31年的工作时间，那么按每年5%的工资增长比例计算，我们企业给我缴费4%，我个人缴费1%，那么我退休后，就可以领取39。876万余元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安度晚年啦。

记者从中国年金指数专家协会获悉，2019年，我国企业年金规模仅191亿元。到2019年底达到680亿元。2019年，这一数字更是高达约2300亿元。

而根据多家基金公司近期出炉的企业年金规模数据，6家公司的年金规模达到百亿级，所占比重达到基金企业年金总规模的80%。截至202019年底，博时公司已中标包括南方电网公司在内的23家央企年金管理项目，已签约及中标的企业年金客户总数逾240家，签约规模预计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海富通也挤进百亿级年金梯队，实际运作年金规模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这种红火的经营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年金的发展热度。

如今，不少银行、保险公司、咨询公司等开始提供企业年金专业服务，帮助企业通过年金计划解决一系列的员工福利问题，这既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福利制度的认可，还将繁琐的管理事务交由外部机构运行，使企业充分地享受到国家给予的额外税收优惠，可谓双赢。

难避投资风险

然而，企业年金的发展并非没有约束。在企业年金逐渐走俏企业和职工的同时，国资委和相关法律的要求给企业年金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别样注脚。

国资委对央企推行企业年金有一个要求：企业效益较好、管理规范、职工有每月缴纳相应份额的承受力，然后由职代会通过，报国资委审批。

据各家基金公司披露的资料显示，目前基金公司签约的年金客户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多为传统行业，包括石化、银行、保险、电力、钢铁、煤炭和造船等央企和地方大国企，此外，一些效益较好的股份制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也在陆续为职工购买企业年金，但数字比例远低于国有企业。

在一家公司“退休计划和财务管理”部门任职的高级咨询顾问孙帆告诉记者，在这种体制下，目前，企业年金的好处仅惠及不到1个亿的职工。

另一个约束来自制度层面。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应当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实行专业化管理。企业年金基金必须存入企业年金专户。

捍卫企业年金进行最大程度市场化投资的人士对此提出批评：加上税优政策和缴费渠道不够明确、不够透明、税优比例不够高等因素，中国的企业年金发展面临了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

然而，从自身实践出发，南方基金养老业务部执行总监张雪松却认为，在实际运作投资组合中，有些企业年金可能因市场下跌等风险而亏损，虽然企业年金是长期性资金，可以承受一定的短期风险，但“在企业年金起步时期，企业年金运作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要求非常高。的确要很谨慎地对风险进行事前控制，这样企业和职工才能有真正的投资回报”。

“在看到企业年金潜在的市场盛宴时，大家都开始力挺企业年金的投资，反而可能漠视投资中可能产生的隐性负债，这对中老年职工的权益是一种伤害。”孙帆说。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又采访了村支书张守玉。他说，我们县是贫困县，我们村是贫困村。村里的收入甚微，全村的孤寡老人的面粉目前就将村支部的收入花去一大半，那么多人的养老费哪里掏得出呀，国家颁布了减负政策，也不敢往人头上均摊啊，再说村民们也不同意嘛，村里管的也只能这么多了。

首先，其实无论老人有无儿女，养老难的原因是一样的——农村人口素质低。没文化使得媳妇女婿们不懂得爱屋及乌，没有爱心，也使得村民们毫无同情心，我们的礼仪之邦礼仪何在?没有文化使得人们不知亲情的可贵，不知友情、乡情的重要，使得人们不知什么是同情。人需要的不仅是物资的供应，还需要儿女的理解、关爱，以及心与心的交流。无知让老人们的这点需要成为奢求，不可得;无知也让乡亲们变成了吝啬鬼，舍不得掏出均摊在自己头上的几十块钱……硬是变成了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的人了。人口素质低下已是农民养老难的根本原因。

是啊!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即使是有孝心可也无能为力啊。难怪媳妇见了婆婆就像见了仇家似的， 是贫穷让人变成了吝啬鬼。

第三，国家的分配制度不公平。建国初期，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国家颁布了好多有利于工人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工人退休之后可以向国家领取退休金。我们不得不承认：最受苦、受累的是农民;经济收入低，地位最低还是农民。农民同样会退休，但不会领取退休金，所以靠的依旧是田地、儿子啊!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民以食为天，农民做着最平凡但又最根本的贡献，农民老了之后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这就是不公平。如果农民也可以领取退休金，那些老人就不必为衣食而担忧了，更不会挤在儿女屋檐下忍气吞声了。

针对以上原因，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都知道教育与经济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影响一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我们要实实在在落实物资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践“三个代表”创建和谐农村氛围。我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民已经先富起来了。现在先富的人和地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各乡政府的基层干部、党员更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地为农民拓出一条致富路。

在分配制度上，国家应尽快地做出调整。现在国家虽然也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收效却甚微。国家干预经济，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而工业产品的.价格也相应得提高了，所以，农产品的价格相对没有改变多少。国家连续降低了3个百分点的农业税，农民的农业负担减轻了，可这点负担分摊到每个人的身上也没几个钱，效果也不明显。希望国家的经济专家们同时考虑到宏观调查市场的经济作用，探索出一条直接有效且明显的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的通道。

今年农村已在统计年过六旬的老人，据估计要给予这一部分人最低生活保障金。虽然，这制度尚未落实，但人心已是一片沸腾。希望国家尽快实施并将此制度改为农民退休金制度，相信这一制度的落实会成为农民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我地区现行的养老方式仍然是家庭养老，既由子女向自己年老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照顾及精神上的慰藉，其存在可以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上认识。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不高，也不平衡，尤其是在我村，经济水平极低。农村老人的经济来源都靠中青年的儿女，在中青年的儿女中，“重小轻老”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小的还没钱照顾呢，何况老的?有些老人的儿女因生活琐事，不履行赡养义务;有些老人的儿女恶性攀比，“你不管，我也不管!”结果谁也不管这些老人。这样不仅老人经济困难，同时也给老人带来了精神方面的痛苦。

社会养老虽然初见端倪，但不是主流。社会福利体制还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还没有搭建起来，加之尊老敬老、孝敬老人的中华传统美德也在日趋丧失，老农的养老问题不容忽视。

综观这两个层面，还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得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于此次调查，虽然调查范围有局限性，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是感受颇深。首先，我初步了解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群众思想，自己在社会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进程中都在无形的用运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其次，我认识到中国的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如果任由农村的老人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不仅是中国人性的退化，也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大因素。最后，我觉得自己是真正以主人翁的地位来发现问题，并绞尽脑汁的思考解决问题的措施。虽然现在我还是一名学生，但是我将在以后的学习中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培养道德品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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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阳是中国第一个法定老人节，养老问题由此引发热议。有句老话：“养儿防老，积谷防荒。”但现在的孩子不啃老就算大幸，别指望他们养老。况且现在独生子女多，一对夫妻也担负不起两代老人的养老任务。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养老纳入国家保障体系。中国，除了公务员以及比照公务员待遇的部分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外，绝大部分人都缺乏养老保障。企业职工的退休工资，虽然每年都在以10％的速度增长，但一年也就加了千把块钱，远远跟不上消费水平的增长。前一阵子，养老金缺口的“谣传”一度引起社会恐慌。后来虽经国家权威部门多次辟谣，但社会公众依然将信将疑，这说明我们政府的诚信度在降低。

如果命运不济，退休一年就驾鹤西去，这房子不就等于白送给银行了吗？反过来，若是过了百岁依然鹤发童颜，阎王没有一点想召你的意思。银行还会按月给你钱吗？另外还有70年房屋产权的问题，30岁时买的房，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时，留给银行的只是一处产权到期的房子，银行能对此没有顾忌吗？民众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目前“以房养老”尚缺乏可行性论证。2007年上海就酝酿过“以房养老”，但推行多年仅成功6例。

“以房养老”还有一个伦理道德障碍。在中国，子女继承父母遗产已成传统。因财产分割，而造成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事例，屡见不鲜。父母健在时就把房产抵押给银行，子女不恨死你才怪。还能指望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得到他们的照料吗？记者对部分北京老人做了一次随机调查，老人们坦言，自己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以房养老模式。把房子留给儿女，天经地义。上海民政部门也做过类似统计，有90%的老人拟将房产留给子孙，愿意倒按揭的不到10%。民众对“以房养老”依然疑虑重重。

养老是一个涉及到伦理道德的社会问题，不仅仅要解决老人温饱，还需提供服务。20xx多年前，中国先贤就提出“七十者衣帛食肉，斑白者不负载于道。”的养老理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老人不仅要活得好，还要活得有尊严。何谓活得有尊严，就是老人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吃穿不愁、居有所屋、病有所医，无后顾之忧。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只能是政府把责任承担起来。“以房养老”是一个商业行为，本质上是金融机构提供的一个商业产品。金融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不可能提供伦理道德层面上的服务。政府企图让“以房养老”产业化来带动经济增长，应该慎重。公益事业产业化，弊多利少。我们不妨看看教育产业化带来学费贵和医疗产业化带来看病贵的后果。养老和教育、医疗一样，与民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政府不能以产业化来规避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