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藏族方言论文 本科学年论文评语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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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年论文评语篇一

本科学年论文评语篇二

[安徽大学]民族社会学

期末论文

高原民族，雪域文化

——从电影《红河谷》看藏族与藏族文化

学生姓名： xxx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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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民族，雪域文化

——从电影《红河谷》看藏族与藏族文化

【摘要】：

近代以来，“西藏热”一次又一次地升温。近几年来，西藏也由于其文化及其他种种原因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博大精深而又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是藏民族在雪域高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宝贵财富，也是藏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1]。藏族人民以其聪慧睿智创造了这一博大精深而又充满神奇色彩的文化，而藏族文化也以其神秘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人类文明增光添辉。影片《红河谷》便是以藏族文化为契基，反映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及爱国主义的一部影视作品。通过对影片《红河谷》的剖析，藏族文化那独具特色的魅力也逐渐显现出来。本文就以影片《红河谷》为切入点，通过对影视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文景观与信仰风俗加以进一步的研究思索来探说一个较为完整的藏域文化。

目录

前言

西藏地区在我国西南边陲，它地处青藏高原西南部，也处在众多冰雪覆盖的山峰的环绕之中。藏族是一个乐观、无忧无虑的民族，他们依傍着雅鲁藏布江和丰硕肥美的高原绿洲，创造出神奇瑰丽的藏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包含了日常的生产生活，也将藏域地区独特而神秘的思想信仰、文学艺术囊括在内。坚毅不屈的藏族人民是一个敢于向生存极限挑战的民族，在藏域文化这一拥有深厚底蕴的文化渲染之下，青藏高原——这个世界屋脊也更加雄伟挺拔壮丽。

由于藏区位置特殊，在藏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朝各代几乎都对藏区采取过一些较为特殊的管理和交流措施。建国之后，西藏也实现了和平解放。藏族历史中，也曾遭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2]。影片《红河谷》就是取材于1904年在西藏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它以西藏人民顽强不屈的抗英斗争为背景，不仅表现出藏民族人民的英勇斗志，也体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奋争。

当然，藏域文明也收到过工业文明的冲击。藏域先民们以自身的努力保存了藏域文明的完整。本文将通过影片《红河谷》，反映出藏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精神状态。结合以藏文化在今天社会的发展和影响，展示一个美丽神奇的藏族地区。

一、影片《红河谷》

（一）、《红河谷》影视回顾

影片《红河谷》，着重塑造藏域地区神奇美丽的一面。

段时间的相处中，他们跨越了民族和肤色，培养除了深厚的感情。不久，伤养好后，英国人也离开了。再一次的重逢很快，但却是以战争这种残酷的方式。

为了各自的信仰和立场，曾经的朋友站在了对立的两边。战争和硝烟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祥和，鲜血和屠杀染红了这片洁白美丽的雪山土地。一切，只有巍巍的雪山默默的见证着。

（二）、《红河谷》中蕴含的藏族文化与精神内涵

走进《红河谷》，我们不仅会看到一坐坐雪山、一道道山川。在这里，更让人倍感沸腾的是藏汉人民联合反击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豪言壮举。这里，呈现于观众眼前的是沉睡的雪山、无垠的草原以及纯净而令人神往的海子湖„„影片中，随处可见的是藏族人民淳朴的热情和独具特色的雪域风光。洁白的哈达，美味的酥油茶，粗犷的笑声，虔诚的朝圣者，神秘的宗教，原始而精准的乌朵，美丽的传说，嘹亮的歌谣，自然的爱情，还有那雪域高原独有的美丽服饰及藏族人民内心的宁静和自然。

在这里，雪域独一无二的景观与藏族人民独一无二的民族性格、风情融合在一起。格桑的粗犷豪迈，丹珠的率真奔放，雪儿的外柔内刚，老阿妈的敦厚善良，小嘎嘎的天真无邪，这些都反射着一种人类真诚、友爱、无私、守信的人性光辉[3]。通过这些藏民身上真挚的情感，也足以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脱俗的人性之美。

同时，影片也为我们展示了在世界工业文明的大潮中，藏文化在面对工业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的冲击中所展现出来的睿智和刚毅。一方面，藏民敢于接受西方的某些文明，如在影片中打火机的传入。但在另一方面，在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文明吞并危机时，所有藏族人民团结一起，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影片同时也以这一抗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以及一种大中华民族精神与各少数民族精神的完美融合。

二、藏民族简介

（一）、西藏地理概况

西藏自治区简称藏，这里是藏民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区。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青藏高原（多在高原西南部）上，面积122.8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4]。就是在这高寒特殊的地理区域内，形成了藏民族这个独特的民族。青藏高原虽绝对高度大，但相对高度小。所谓“远看是山，近看成川”。这里海拔越高，面积越广，充分反映了以高为特色的高原形态。此外，西藏地区有许多著名的高山、河流、峡谷。喜马拉雅山系、横断山脉、雅鲁藏布江等等。藏民族就生存在这一奇特的地理环境之中，经过世代的适应、生存，逐渐衍生出一种神秘奇趣、多姿多彩的藏民族文化。

（二）、藏族起源及其发展小史

有关藏民族的的起源的说法有多种。典型的有“羌源说”、“南来说”及“猕猴变人说”等等。

“羌源说”，这一观点主要依据古代汉文史料《新唐书》的记载，认为吐蕃是西迁的羌人的后代。“南来说”则认为藏族来源于印度的释迦王系。“猕猴变人说”（或称“土著说”）是普遍流行在西藏民间，并为不少藏族史学家记入史册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说法。这一说法认为藏族来源于猕猴与岩魔女婚后所生的后代。这些说法虽众口不一，但都证明了藏民族历史的悠久。

政府把藏族地区的分裂局面统一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在中央设宣政院，管理藏族地区事物。这是中央在西藏设官建制的开始。明朝承袭元朝管理制度。清朝统一中国后，在中央设置理藩院，并任命驻藏大臣，会同地方办理西藏事物。公元641年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的文成公主联姻，被唐封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公元71o年，犀德祖赞又与唐朝的金城公主联姻，由于与东部中原地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使西藏社会逐步有了很大发展。元朝把藏族地区置于中央王朝统一治理之下，设置由中央管理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部藏族地区。明朝也设置了行都指挥使司等地方行政机构。清朝，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西藏、蒙古等地事务。对西藏地区正式册封**喇嘛（1653年）和**额尔德尼（1713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1751年），并任命驻藏大臣（1728年）。历届民国政府也在中央设立了管理蒙藏事务的专门机构。1934年，国民党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专门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建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处，1965年正式建立西藏自治区。

三、藏文化

（一）、藏文化总述

藏文化的产生依托于这个坚韧朴实的藏民族。而藏族，这个雪域民族，在雪山女神的哺育和滋养下，在一代代藏民的生活和努力中就造就了那别具异域风味的雪山文化。在影片《红河谷》中，这些都能得到美丽的展示。看到了美丽的藏族公主丹珠，你会惊叹于藏族奇异的藏族传统服饰和藏族女子的爽朗率真和她们天籁般动听的歌声；见到豪迈的格桑，你会感慨于藏文化里那些奇特的藏族技艺——精准的乌朵、漂亮的赛马技艺等等。此外，瑰丽的雪域风光、淳朴的民风、自然的生活方式、美味的藏族食物、藏医藏药还有虔诚的藏族宗教信徒在这里都被一一展现出来。文章下述就从藏文化的几个方面解析，共同去领略这一特色的民族文化。

1、藏族的民俗文化

藏族的民俗文化范围很广。诸如藏族的婚俗风情、独具特色的葬礼仪式、丰富多彩的藏族服饰、高原民族另类的饮食及民族的礼仪禁忌等等都被包含在内。

①、婚俗文化

就婚俗文化来说，藏族各地普遍遵守的一条基本婚姻原则是——血缘外婚。这一点非常科学，血亲结婚的可能性便可因此排除。此外，藏族传统的婚姻规则可概括为等级婚姻和血缘婚姻。影片《红河谷》中，当丹珠爱上格桑时，头人（丹珠的父亲）告诉丹珠：“头人的女儿永远是头人的女儿，差巴的儿子永远是差巴的儿子。”就很好的佐证了这一原则。

藏族各地的婚俗在形式上虽有差异，但都很注重婚庆中的文化内涵。“求婚、订婚、戴头、送亲、迎亲、婚礼”这一系列的程序是藏族人民婚礼必不可少的流程，藏人通过它来寄托对新人美好的祝福。

②、葬礼仪式

藏人尊重生者，更敬畏死者。藏族的丧葬方式繁多并且独具特色。一般来说，分为天葬（又称鸟葬或空葬）、水葬、火葬、土葬和塔藏。当然，这些不同的葬法以死者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定。

水葬就是指将尸体喂鱼。这种水葬习俗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等江河附近。这里的人们认为水葬和天葬的效果是一样的，均可以得到超度。

而当**、达官贵人死后，多实行火葬。这种出葬仪式也比较隆重。普通人也有火葬者，但仪式较为简单。

塔葬又叫灵塔葬。这是过去藏族地区最高贵的一种葬仪。只有高僧大德等极少数人才可塔葬。另外，藏族很大一部分地区习惯于土葬，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土葬习惯更为普遍。

③、藏族服饰

就着装来说，为适应高原地区地势高、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藏人对服装的要求趋于厚重保温。因此，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特征即为“肥腰、长袖、大襟。”此外，藏族服饰追求一种比较宁静的风格，同时又强调华美、富丽。腰带，长靴是藏族服饰的搭配穿戴。再装饰以镶有珠宝的腰佩和腰刀，一身充满高原雪域特色的藏袍就这样展现在眼前。

同女式服装相比，藏族的男士服装显得较为宽大、粗犷。在着装时，男式的下裙边要比女性提得高一点。一般来说。藏族男子头戴皮帽，腰束彩带，足蹬藏靴，身佩藏刀。而藏族女子，则从头到腰挂着五光十色的琥珀、珊瑚等名贵珠宝和金银饰物。

着这种服饰。

④、高原饮食

另一样让人赞不绝口的要数藏族美食了。藏族的饮食是美味而健康。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风速大、日照充足。特殊的地理位置，严酷的气候条件，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藏族人独特的膳食习惯。藏区饮食主要为糍粑、酥油、牛羊肉、奶制品、奶茶、青稞酒等。

青稞是制作糍粑的主要原料，它不仅营养丰富，食用价值也很高。藏族人民主要以食牛羊肉为主。牧区群众的牛羊肉食用量也较大。在牧区，牧民的帐篷或屋内往往挂着风干的牛羊肉，这是高原地区所特有的风味美食。

酥油也是藏族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它是从牛奶中提制的奶油制品，与粗制的黄油十分相似。藏族群众对酥油的使用方法也很多，平常最常见的要数喝酥油茶了。在藏区用酥油茶代客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无论走进牧民的帐篷，还是农民的泥土小屋，或者到好友家拜访，主人总是打好芳香热乎的酥油茶请客人品尝。“把盛装穿在身上，把佳肴留给尊贵的客人”就是藏族人民饮食观的最好写照。牧区人民还喜欢用酥油炸制食品，用酥油炸制成的各种点心，色泽鲜艳，鲜脆可口。此外，牛奶也是藏族群众生活中美味而不可缺少的食品。

⑤、礼仪禁忌

藏族还是一个十分注重礼仪的民族，礼仪在藏民族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藏族礼仪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分为宗教礼仪和民间礼仪两类。

藏族的民间礼仪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比宗教礼仪要简单的多，也相对自由一些。献哈达是藏族最普遍而崇高的一种礼节。所以，当罗克曼率领英国军队入侵藏时，不知情的热情但真诚的藏族人民（格桑）还是手捧洁白的哈达，但没想到迎来的却是硝烟和战争。

此外，磕头也是藏族常见的礼节。一般是朝觐佛像、佛塔、**是磕头，也有对长者磕头的礼仪。敬酒和喝茶也是藏族人民的礼节之一。逢年过节到藏族家里做客，主人便应敬酒。请喝青稞藏酒是农区的一项习俗。喝茶则是日常的礼节，客人进屋坐定，主妇或子女必来到酥油茶，但是客人不必自行端喝，得等主人捧到你面前才接过去喝，这样才算是懂得礼数。

藏族禁忌可分为佛教禁忌和民俗禁忌两种，但也有一些禁忌属于制度或者礼仪等。由于藏民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所以，两种禁忌往往紧紧联系在一起，难以明确分开。相比较来说，佛教禁忌比较复杂而且十分严格。例如：除**之外，成人一般忌讳他人用手触摸其头顶；禁止在寺院、佛堂抽烟、打闹或者嬉戏；忌讳妇女在月经期间进入寺院或佛堂等。较之佛教禁忌来说，民族禁忌虽相对宽松，但也不失严肃，比较特殊。比如说：在待客时，忌讳用有裂纹或者带有豁口的碗碟和杯子；忌讳在客人面前被空桶、空纸篓经过；忌讳直呼其名等等。

自然，这些民族禁忌和风俗礼仪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禁忌、风俗礼仪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正向着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不做一一详细的列举了。藏族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形成这些民俗文化，也在劳动和生活中进一步优化发展着这些文化。所以至今，这些独特的藏族风俗文化依然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2、藏族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神奇的藏医藏药，迷人的建筑等都是藏族人民发明的科学技术。而藏族人民优美的诗歌、神话、民间传说，动听的音乐、民歌民谣，悠久的史诗等等则构成了藏民族瑰丽的文化艺术。

①藏族的科学技术

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藏药凝聚着藏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医药学理论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在公元前400年至500年已经开始出现藏医药学的萌芽。藏医理论认为，影响人体的有三大因素：“隆”（即汉语中的“气”）、“赤巴”（赤巴乃“火”之意）和“培根”（谓之“水”）；七大物质基础：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和精；三种排泄物：大便、小便和汗液。藏医在用药方面，以“三因理论”为指导，表本兼治，治本为主。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就是对藏医药理论最好的阐释。进入20世纪以来，藏医藏药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藏医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各国、各民族优秀医学成果的基础上，正以自己独有的魅力走向世界。

而藏族的建筑艺术也是独具一格。世居青藏高原的藏族有着自己古老的建筑艺术传统。藏式建筑的风格是在藏族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如在小邦部落时期出现的碉式建筑风格，再如在吐蕃王朝时期出现的以布达拉宫为代表的宫殿建筑风格和以桑耶寺为代表的寺院建筑风格等[6]。这些也逐渐容入到藏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建筑中，成为藏区建筑的代表。

稳固，风格古朴粗犷；外墙向上收缩，依山而建者，内坡仍为垂直。典型的藏族民居用土石砌筑，形似碉堡，通称碉房。一般为2至3层，也有4层的。通常底层做畜舍，上层住人，储藏物品，还有设经堂的。平面布置逐层向后退缩，下层屋顶构成上一层的晒台。厕所设在上层，悬挑在后墙上，厕所地面开一孔洞，排泄物可直落进底层畜舍外的粪坑中，以免除清扫的麻烦；设有两层厕所的，上下层位置错开，使上层污物能畅通无阻地落到底层粪坑。

碉房具有坚实稳固、结构严密、楼角整齐的特点，既利于防风避寒，又便于御敌防盗。碉房迥然不同的是藏民族另一种传统民居——“帐房”，它是牧区藏民为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性生活方式而采用的一种特殊性建筑形式。

②藏族的文化艺术

而藏族的文化艺术更是丰富多彩。影片《红河谷》中，丹珠在面对西方侵略者时淡定而从容的歌声，老阿妈告诉雪儿达娃的那个美丽的关于波西的神话传说都向我们诉说着雪山女神的丰富神秘和多姿多彩。

藏民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也是十分丰富多彩。藏族的民间故事可分为书面记录整理的故事和口头流传的故事两类。书面故事有《尸语的故事》，口头流传的故事有《阿卡登巴的故事》、《茶和盐的故事》等。这些故事来自百姓，贴近生活。有的赞颂机智人物，反抗压迫剥削；有的反应恋爱婚姻自由；有的是动物语言故事；有的则是美丽的神话传说。总之这些故事各有自己的特色，题材也多种多样，灵活变化。但都从各个侧面反应了当时藏族社会的现实，倾吐了藏族民众内心深处的爱憎，表达了他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此外，藏族人民还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首千百年来流传于藏族民间的口头文学也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和瑰丽的雪域风光一样，向世界人们展示着藏族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

（三）、藏族的信仰

藏族自古以来都有着十分丰富的信仰，无论是早期的图腾崇拜还是之后的宗教信仰。藏族，始终是一个拥有丰富思想的民族。也正是由于其信仰的复杂性和宗教本身的难以界定，影片《红河谷》就未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详细的阐释，只在片头和片中穿插以教徒神圣的朝拜。总结来说，藏族人民的信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原始信仰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藏族土著苯教，一类是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藏土后逐渐发展形成的藏传佛教，第三类则是广泛地存在于乡村牧区的民间信仰(其中保留了许多原始信仰的特点)。

第二类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七世纪，佛教先后从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尼泊尔传入当时的吐蕃，先是在王公贵族中间流传，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属于大乘佛教，与汉地所传并不相同。明显的有异于它的发源地印度以及他地所传之佛教。藏传佛教最有特点的是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参与而形成的“政教合一”制，众多教派以及**转世制度，显密兼修，尤重密宗的修持，可以说既有外来因素，又深受古老苯教的影响。

佛教最早传入藏土的时间，据史书记载是在吐蕃第28代王拉脱脱日年赞时，据说当时从天空降下佛经和金塔，藏族的佛教史家们便称此为“佛法之始”。公元七世纪时，赤尊、文成公主进藏，也带来了部分佛像和佛教经典。同期，吐弥桑布札师徒与印度阿黎古萨诺和婆罗门香嘎、克什来尔人达奴，汉和尚玛哈德娃才等翻译了《宝云经》、《宝箧经》、《宝集咒》、《月灯》、《百科拜悔经》等佛教经籍。译经的开始标志着佛教真正进入藏地。

最后一类是广泛地存在于乡村牧区的民间信仰。藏区民间信仰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众多的年神和山神、龙神(一种生活在地下的神)、赞神(住在天空中)还有家神、灶神和诸多的禁忌。动物崇拜的类型在藏区也很多。比如牦牛、虎、羊、雄狮等，藏族人以狮来象征部落、民族的强悍、英雄、蒸蒸日上。鬼魂和祖先崇拜在藏区中也较为普遍。在现在的葬仪中，有关鬼魂、祖先崇拜的现象不少。此外，图腾崇拜、灵物崇拜、在藏区现今仍然存在。

四、藏族文化与文明冲击

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藏英文明冲突实际上也是中西文明冲突的缩影。在文明的演进与融合中，不同文明之间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必将带来文明融合中的冲突，而和平的方式会使两种文明进一步融合，各取所长，互相进步。而一味的强权入侵或者错误的低估某种文明则会导致文明的终结或消亡。

这一点，不仅可以见诸于历史社会，同时，也适用于现当下。因此，交际双方对彼此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是跨文化交际的重中之重[7]。

五、藏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藏民族的顽强生命力，植根于几千年以来延续发展的藏族文化。正是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凝结成的民族精神，使藏民族历尽磨难而生生不息[8]。

尤其是在面临民族或国家危机时，这一民族精神便会进一步体现出来。《红河谷》中，当藏族人民共同团结起来抵抗侵略，他们前赴后继，毫不畏缩。影片中，当子弹被打完时，**便以肉身去运送弹药。他们迎着枪林弹雨，此时，民族精神得到最好的体现。

六、藏文化在今天

**仓央嘉措的动人诗歌更让人惊讶于优美的藏传文字表达。当然，勤劳努力的藏族人民并没有就此停住前进的步伐，在藏族人民日常的生活生产中，藏民也在努力地丰富着他们的文化和文明。藏族文化艺术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正在走向更加繁荣的新阶段。

现在的藏文化不仅具有过去的传统典雅，也具有了现代化的部分。青藏铁路建成之后，藏人对外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他们将现代化的技术融入了藏文化中，为藏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又一坚实的基础。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人类历史已经迈入21世纪，藏族文化仍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而魅力不衰，为华夏而自豪，为世界所瞩目。

七、文章综述

悠悠高原，茫茫雪域。藏民族以其辉煌的历史，拥有博大精深而充满神奇色彩的文化享誉世界。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藏民族脚踏着这块世界的制高点——青藏高原，他们勤劳勇敢，朴实善良。浩如烟海的藏族文化更是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美丽的布达拉宫，高原俊美的雪域风光，藏族人民朴实坚毅、热情虔诚的民族性格等等，这些都历来为祖国甚至世界人民所赞不绝口、津津乐道。

尽管藏民族和藏文化也有些许瑕疵，但她总体上仍如神秘而美丽的雪山女神一样，受到世人的敬仰和尊重。

八、参考文献：

[1] 赵永红（藏).《神奇的藏族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 周毓华，王玉玲.《简明藏族史教程》.民族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4] 周毓华，王玉玲.《简明藏族史教程》.民族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5] 季羡林，张正明.《藏族与长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6] 罗桑开珠.《论建筑的民族文化属性——以藏式建筑为例》.中国藏学报.2011年第3期（总第98期）。

[7] 柔萨尔.《英美文化与藏族文化对比》.中外文学文化研究.2012年3月。

[8] 赵永红（藏).《神奇的藏族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本科学年论文评语篇三

摘 要：本文通过研究近3年的《西藏文学》、《民族文化研究》，以及“藏人文化网”上藏族及汉族评论家们对藏族汉语作家创作的评论，分析他们各自的评论特色，同时比较其异同。本文通过对这些评论文章进行综合的研究，总结其评论的优点及不足，将更利于今后的评论工作的进行。

关键词：近三年；藏族汉语作家创作；藏族评论家；汉族评论家

作者简介：张珍珍（1992-），女，汉族，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数据大观

2013年，共9篇评论：藏族评论家的评论有2篇，都是个案研究评论；汉族评论家的评论有7篇，其中4篇是个案研究，另3篇是整体研究。2014年，共18篇评论：藏族评论家的评论有6篇，其中5篇是个案研究；汉族评论家的评论有12篇：其中10篇是个案研究。2015年，共19篇评论：藏族评论家的评论有5篇，其中4篇是个案研究评论；汉族评论家的评论有14篇：其中11篇是个案研究。

由此可见，近三年的评论文章的总数量呈递增趋势，其中藏族评论家的评论文章要少于汉族评论家的，且藏汉评论家的评论大多数是个案分析，说明评论家们在现阶段都较缺乏对整体作家创作的研究。近几年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值得我们对此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而由于评论家们民族身份的差别而导致的不同的评论视角更值得我们关注。

二、研究述评

（一）藏族评论家

1、个案研究述评

普布昌居的《困境与救赎——论次仁罗布小说集界的精神向度》[1]从次仁罗布的14篇小说集《界》出发进行文本分析，探索作家的创作心理，情感特质以及作品的主题脉络，更是探究了民族精神对作家创作精神的影响，展现了其民族性特征。

丹珍草的《嘉绒藏区自然地理与阿来文学创作》[2]以作家阿来为例，从作家的成长地及文学发生地出发研究其对作家生存方式、思维观念、文化心态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文学创作，有点知人论事的味道。无可否认，从自然及文化环境方面考察作家的创作如创作取材和创作心理等问题很有意义。但在当今社会，忽略了作家受到的汉族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对作家心理的分析必然是不足的。

史映红（藏名：岗日罗布）的《诗歌：曲径通幽的静修之地——简评扎西才让诗集七扇门》[3]多处引用了扎西才让的诗歌原文举例，表达自己对诗歌的感悟，基于文本的印象式的评论较为感性，更具审美性，平等对话的评论姿态也能给读者带来对文本较深的感触；但是这种主观性的评述，显然缺乏理论的分析，可能会有失严谨。

严英秀的《万玛才旦小说评论：嘛呢石，静静地敲》[4]以万玛才旦的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为例，叙述其阅读体验，并不是一篇严谨的评论性的文章，而更似是一篇随笔，通透、闲适，穿插着论者对万玛才旦其人创作的认识，进而总结出其小说的特质。但体验式的评述显然缺乏一定的学理性，结构也不甚严谨。

2、整体研究述评

郭阿利的《西藏当代文学评论及状况略析》[5]整体分析了西藏文学评论的现状，以及文学批评者的构成及存在的问题。该文纵向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评论家的作为，以时间为线索的评述条理清晰，较为完整；但文章更多是分析不同社会政治对作家创作以及研究评论的影响，并没有从西藏的民族历史中考察，缺乏一定的本土意识。

普布昌居的《生态视域中的藏族文化与西藏当代文学》[6]以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审视西藏的文学创作，从而发现在各种题材的创作文本体现着的生态意识。因西藏独特的文化传统、自然地貌和生活状态，挖掘藏族文学创作中独特的生态观念是很有意义的；但只关注文本中的生态主题，而忽视了作品中对人性及人情深层的民族性的思考等等，是稍显欠缺的。

（二）汉族评论家

1、个案研究述评

王霞的《康巴藏地的奇幻想象——读江洋才让小说然后在狼印奔走》[7]从叙事学角度关注想象力这一重要因素对文本中形象塑造、情节编织、语言等的作用，但此文过于强调作者想象力之于文本的影响，缺乏从作家主体出发研究其独特的民族性、文化传统等重要因素的作用，由此研究藏区作家的创作有所欠缺。

李泽宇的《永恒而尖锐的孤独——次仁罗布小说的孤独意识及呈现》[8]横向对比作家的多篇小说文本，从各种角度对比分析作家笔下的“孤独”，并以作品中细节描写作为例子加以解释，从外在环境到内心情感的分析、叙述清晰明了，具体全面；但仅仅关注次仁罗布小说中描写的孤独，对其作品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2、整体研究述评

朱霞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评述》[9]从批评主体、对象及批评方法等方面对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的整体特征进行评述。叙述时加以实例阐述观点，行文脉络清晰，分析较为系统、全面。

于宏，胡沛萍的《西藏新小说“神奇、魔幻、荒诞”审美内涵辨析》[10]纠正以往众多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西藏新小说不加辨认移植混淆的错误认识，并进行对比分析，观点阐述有理有据、清晰明了。

三、藏汉评论比较

藏汉的评论家们对藏族汉语创作进行评论时，因为他们不同的民族身份，所处的视角不同，导致他们各自的评论有着不同的特色，但也有内在的共通性。

身为藏族的评论家，在对藏族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论的时候，因他们同为藏族的缘故，对其创作更多了一份来自心灵上的认同感与感悟，更为深刻的揭示了他们在创作中所呈现的民族心理。

第一，关注到作家文本创作中对民族精神的审视和思考，对故土母族的深厚的感情流露。以及他们共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作家创作文本中的体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第二，关注到作家对藏区独有的自然、人性、神性及宗教信仰的感悟，作家创作主题中的终极关怀，对人性本真、宗教哲思的探索，关注其“原生态”的记事，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世界大背景中关照本民族，有一种本土意识。

第三，从藏族主体出发关注他们特殊的生态意识，作家面对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改变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及理性思考。作家面临逐渐分崩离析的传统、逐渐迷失的信仰，他们强烈的流浪感和归属感，以及他们对母性大地的呼唤，对传统文化的追寻。

第四，关注文本中体现的新时期政治介入对藏人价值体系的动摇、经济浪潮冲击下引起的信仰危机，民族边缘文化生存状态在外力的强势作用下的作家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审慎等深层的心理。

身为汉族评论家对藏族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论，是站在他者的角度进行的评论，他们在身份上缺少一种民族认同感，但在同时也具有一种清醒的眼光和认识，能够客观的评述。

第一，关注到藏族作家用汉语进行写作必然受到的汉语文学的影响[11]，并将西藏现代汉语创作置于整个国家、世界范围中加以考察，探求其受到的多方面的影响，同时，运用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对藏族创作进行解读，更具理论性、包容眼光及整体意识。

第二，关注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体现国家认同意识的创作，站在国家主体层面，将藏族的历史文化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对其进行了正面积极的注解与阐释，高扬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12]。从历史出发关注到研究作家文本中提及到的藏族地方史，考虑到从中提炼一些资料以补充历史和地方志这一视角。

第三，注重对作家创作文本及情感的解读与分析，从叙事学角度出发，考察文本的文体创作风格、主题的挖掘、语言叙述、情节的编织及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多是站在汉族文化思维上对文本进行审美性的解读及哲理性的思考。

第四，面对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作家对民族文化的追寻和对现代性的反思，论者更多是立足于现在、站在汉族的角度来考察藏族的处境，而非从深层的民族意识心理层面考察，多了一分宽容与肯定，少了一些忧患意识。对藏族文学中的流浪与追寻主题，不同于藏族评论家从流浪心理和追寻传统文化出发研究其民族困境，探索其深层心理原因。汉族评论家则是探索其追寻的实质内涵，将其上升为人类共有的精神现象的层面。有一些汉族评论家挖掘到藏民族的在生存困境中的困惑和彷徨，但分析都不及汉族评论家的深入具体，数量也较少。

两者评论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藏汉评论家们的评论都多为个案的分析，而缺少整体性的探讨；他们都很注重对作家创作文本的分析，在个案研究中多引用原文进行解读以阐明其观点，并关注文本中作家对其母族文化生活的描写；虽然关注的角度不同，但同样注意到了藏族作家创作中的流浪和追寻的主题，以及藏族作家在文本中展现的在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他们的境遇，关注民族文化及个体受到的冲击等问题。

四、不足与展望

由以上数据分析说明，近些年对藏族作家汉语创作的研究多为对作家本人及其创作文本的研究，大多数论者本身还缺乏长期的整体关注意识，缺少对作家整体创作的研究，在理论方面没有上升到文学史的层面，无法构成系统的研究体系，仍有很多空白区域待我们去深入的挖掘。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仍处于边缘位置，“西藏当代文学的研究体系内部尚缺乏自身一致性及权威核心群体和广泛的影响力”[13]。我们要试图构建对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的真正具有高学术水平和深厚理论功底及体系的专门学科，使研究成体系，具有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本科学年论文评语篇四

首先说说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主要是指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进而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是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普遍的方法，根本的方法。矛盾分析法对研究社会现象具有普遍适用性。它不仅能够说明现在，而且还能预测未来。尤其是对宏观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有着它独到的作用。

其次讲讲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又被称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它揭示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矛盾推动着事物发展。

最后再来看看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指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

了解了上述的内容之后，对矛盾分析法我们大概有了一定的认识理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矛盾分析法在汉语言文字学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要以汉族为主。在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里，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么要想让各民族更好的交流，除了语言是其主要的解决问题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字，也是不容忽视的，必须认真解决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字发展问题。要想更好的解决此问题，就要运用到哲学中的矛盾分析法，即对立统一规律，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形成以汉字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字共同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要在以汉字为主体的基础上，保持各民族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以丰富文字，发展文字。

中国，地域面积广大，民族众多。在先秦的时候，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繁衍生息，到了汉代的时候，通过文化交融使汉族正式成型，奠定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基础。后来又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交融，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局面。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绚烂多彩，由于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为因素等的差异，人文、经济、习俗等方面也都各有其特点，在文字上则更是如此。汉字，是汉语的书写文字。广义的汉字是指从甲骨文、金文、小篆至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的文字，狭义的汉字则是指以正楷作为标准写法的汉字，也就是我们今日普遍使用的现代汉字。

然而，在少数民族之中，有的民族也有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例如：水族有水书，纳西族有东巴文，这两个民族的文字都还是原始的象形文字。除此之外，藏族有藏文，彝族有彝文等等，看来少数民族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还真不少。

可是有这么多的文字，怎样才能使各民族人民更好的交流呢？不可能在交流的过程中使用各种文字吧，一方面这样交流太过于麻烦，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不利于民族融合，那么就有必要进行文字的统一规范。早些在秦朝时，就进行过相关文字的统一工作。“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立即着手了‘同书文字’的工作，对汉字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规定以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从而结束了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①也就是当时秦始皇时下令实行的“书同文”，小篆作为当时全国的通用字体，这样才方便国家有效的进行管理，才方便各民族人民更好的交流。即使到了今天，文字的统一规范依旧必不可少，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领导下就进行过大规模的文字改革工作，一方面为汉字拼音化作准备，一方面对现行汉字进行了以简化字形、精简异体为主的大规模的整理工作。”②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各民族交流的障碍就减小了许多。时至今日，规范汉字的工作依旧在进行。

辩证的看待问题，从统一出发，形成了以汉字为主体，各民族文字共同发展的局面，进行文字规范，有效的解决各民族文字发展问题，这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以及在将来都是很有必要的，要具体的分析。

虽然为了各民族友好的交流，为了国家更好的统一，必须要规范文字，但这并不代表各民族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文字了，不能发展自己的文字了。我们要在共性中寻求个性的发展，促进各民族自身文字的发展。

汉字与少数民族的文字都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说一说汉字的特点。汉字是平面型方块体文字；属于表意性质的文字，汉字的形音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汉字记录语言的单位是汉语的音节；汉字的数量繁多，字形结构复杂；汉字还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特点。汉字从最初的甲骨文，再是金文，接着篆书直至发展演变至今天的楷书。

其次，再来看看少数民族文字的特点。因为拥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还是挺多的，所以就选择性的说两三个少数民族的文字特点。如东巴文，是居于西藏东部及云南省北部的少数民族纳西族所使用的文字，东巴文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文字，其文字形态十分原始，甚至比甲骨文的形态还要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但是它却可以完整的记录典籍。又如彝文，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字如蝌蚪”，很有自己的特点。它是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再如水书，是水族所使用的文字。是世界上除东巴文之外又一存活的象形文字，有的字类似甲骨文、金文。水书是仿汉字，其写法与汉字相反。再则水书是一种宗教文字，即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

文字问题，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字，多样性的发展，既丰富了文字本身，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更加充分的体现出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我们要促进各民族自身文字的发展，使各民族的文字具有其独特的风格。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了各民族文字发展的一些内容，知道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要以汉族为主。通用的文字是汉字，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字，要想好好处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字发展问题，就必须结合哲学中的矛盾分析法加以说明，即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看待，做到具体的问题，必须具体分析。一方面形成以汉字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字共同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要在以汉字为主体的基础上，保持各民族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以丰富文字，发展文字，使文字更好的发展下去，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①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商务印书馆，2013.

②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2013.

[3]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5]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商务印书馆，2013.

[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本科学年论文评语篇五

提要:鄂温克语是我国北方三少民族之一的鄂温克族使用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系通古斯语支语言。鄂温克语跟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蒙古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以及与日本语、日本阿伊努语、朝鲜语、北欧的萨米语、北美的印第安语和爱斯基摩语等均有极其复杂而深层次的关系。由此,鄂温克语研究越来越引起相关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我国鄂温克语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获得国内外学术同仁的极大好评。那么,社会语言学研究视野里鄂温克语学,作为全新的一门学术研究尤其令人注目,因为它的研究成果同已进入濒危状态的鄂温克语的未来走向,对其展开的理论探索和科学分析有着十分密切而深远的学术关系。本文中,深入浅出地分析论述了,鄂温克语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意义。

关键词:鄂温克语 社会语言学 研究

从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于我国境内的鄂温克语展开学术探讨的成果确实有同一些。其成果,主要涉及鄂温克语的社会使用现状调查分析,鄂温克语的社会交流功能,鄂温克语区社会结构特征和语用环境,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文字使用关系和鄂温克族学生上学读书,鄂温克族在工作中使用的文字等方面的学术问题。

鄂温克语使用方面,我国专家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做过较为系统的调查,并搜集整理过一定数量的十分珍贵的调查资料。尤其可贵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满通古斯诸语研究组的专家学者,对于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内现存的鄂温克语使用状况进行了拉网式调查研究,搜集了约600万字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在此基础上,朝克于199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概述集》内,撰写《鄂温克语使用概述》之文章,全面分析阐述了生活在牧区、林区、农区、城镇以及集居区和散居区的鄂温克族使用本民族语的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使用本民族语言较好的地区是,以畜牧业生产生活为主的牧区鄂温克人以及以饲养驯鹿为主的林区鄂温克人。但他们也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蒙语和汉语,甚至一些人还学会了达斡尔语,成为他们同蒙、汉、达斡尔族进行语言交流的工具。再说,生活在农区的鄂温克人使用本民族语的范围不断缩小、使用本民族语的功能也不断减退,取而代之的是使用面越来越广、使用功能越来越强的汉语。同时,农区鄂温克人还都掌握了达斡尔语。进而朝克指出,使用双语或多种民族语言现象,已成为鄂温克人语言交流的一个基本手段和方式。

同样,于199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概述集》内,朝克还发表《鄂温克旗语言文字使用概述》,同样利用20世纪80年代对鄂温克族自治旗所作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实地调查资料为据,概述了该旗范围内生活在牧区和城镇的鄂温克族使用语言文字的基本情况。他在该文里明确提出,由于国内鄂温克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上学使用的都是汉文或蒙文。比较而言,牧区的鄂温克孩子上蒙文学校的较多,只有少部分上汉文学校,城镇的鄂温克族孩子多数上都汉文学校,通过汉文学习文化知识。所以说,在学校里蒙文或汉文教学,直接影响着鄂温克孩子们对本民族语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他们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蒙语或汉语。这也是鄂温克语较快地减少使用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果,鄂温克族孩子们之间、就职人员之间说本民族语言的现象越来越少,相反使用汉语、蒙语、达斡尔语的人却越来越多,尤其是近些年使用汉语汉文的人与日俱增。

与此相关,朝克在2001年由香港城市大学刊印的《世界各地语言文字使用现状分析》内刊发的《关于鄂温克语使用现状分析》里,主要分析了20世纪末,鄂温克语使用的大概情况,指出了鄂温克语里大量借入汉语和蒙语借词的现象,阐述了鄂温克保护的重要性等。朝克还在《鄂温克研究》1997第1期中撰写《关于鄂温克语及鄂温克语研究》,主要概述了当今鄂温克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生产手段、传统生活的变迁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该文里系统阐述了鄂温克语现状以及鄂温克语变迁条件和原理。同时,利用相当篇幅,较系统地概述了国内外鄂温克语研究情况以及科研成果等。

对于鄂温克语的使用价值、对于鄂温克语的保护和抢救的重要性,以及有关鄂温克语的变迁现象等展开学术讨论的论文或文章也有一些。例如,朝克在1995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述说鄂温克》一书内发表的《鄂温克语是我们宝贵的财富》长篇文章里,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以及语言运用学的角度,对鄂温克语现状与发展做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词术语的大量产出、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使本来处于弱势状态的鄂温克语越来越多地受到强势语言的冲击和威胁,这就自然加快了鄂温克语的汉语化和蒙语化速度。所以,朝克在论文里强调,鄂温克语是鄂温克人的祖先用生命传承下来的人类宝贵财富,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和抢救现存的鄂温克语。另一篇,与此相关的论文是,杜柳山在《鄂温克研究》1997年第1、2期合刊本内刊发的《语言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一文。他在论文里,首先讨论了农区鄂温克语使用现状,其次论述了少数民族语言同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民族发展之间产生的多层面的复杂关系。进而,他说道,任何民族语言都是民族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忽视民族语言在民族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现实问题。最后强调提出了,保护和发展鄂温克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另外,包瑞斌在《鄂温克研究》1998年第1期内刊登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双语教育初探》里指出,鄂温克学生中掌握两种以上民族语言的人较多,而且会说汉语的学生在牧区也逐年增多,汉语几乎成为了不同民族语中的共同语,所以许多鄂温克族学生及其家长对于本民族语的使用不关心或不重视。尤其是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现阶段具体实施的蒙汉双语教学体制下,鄂温克族学生们更是不关心本民族语的使用。进而,他在论文里提出,在进行蒙汉双语教学的同时,对于那些纯牧区来的鄂温克族学生尽量使用鄂温克语的辅助性教学,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保存现已掌握的母语以及母语的使用功能。

鄂温克语研究成果里,也有从社会文化语言学的理论视角,分析鄂温克语有关词语的使用特征方面的论文。例如,朝克在《内蒙古妇女》1984年第1期蒙文版内撰写《论鄂温克族婚礼语言特征》,以鄂温克族婚礼中使用的特殊语言为例,阐述了鄂温克语婚礼语言的民族性和丰富性。同时指出,了解和这些在特殊语境或特殊场合使用的十分规范化的词语,对于深入探讨鄂温克语的独到的词汇结构、表述形式均有特殊的意义。卡丽娜在《鄂温克研究》2000年第1期内发表的论文《论鄂温克人名与社会关系》中,利用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文化背景、历史意义的鄂温克族人名,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鄂温克族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满族、藏族、蒙族、汉族、俄罗斯等民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之影响的主要原因。伊和与何秀芝在《鄂温克研究》2000年第1期内刊发的《〈索伦〉之称的来历和创造文字的传说》一文,首先解释了“索伦”一词的起源,接着阐述了“索伦”一词的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等。该文里,她们还涉及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他们所说的作为鄂温克族一部分的“索伦”人,也就是索伦鄂温克人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能够传递信息的文字符号系统。这种说法,同俄罗斯民族学家伏•阿•图戈卢科夫在《西伯利亚埃文基人》一书的《符号——文字的萌芽》部分里所记录的“20世纪初鄂温克使用过白桦皮上刻写的表意符号系统”之内容相吻合。对此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朝克研究员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具章会教授和杰姆森教授进行过合作研究,利用三年的时间先后走遍了鄂温克和鄂伦春人生活的草原和山林,虽然搜集到了大量的语言文化资料,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写在白桦树皮上的鄂温克人远古的表意符号或古老文字资料。尽管如此,国内外的研究资料和鄂温克人的历史记忆告诉人们,鄂温族在历史上确实使用过,能够较清楚而全面地表达某种思想概念和话语内容的表意符号系,或者是古老文字。

总而言之,从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观点或研究方法,对于鄂温克语的使用现象和使用现状,以及鄂温克语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等方面进行学术探讨的科研成果确实有不少,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朝克研究员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有价值的学术论述,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学术见解和观点。这些成果,对于鄂温克语现状的全面认识,对于鄂温克语社会功能和作用的科学把握,对于已进入濒危状态的鄂温克语的保护和抢救都将发挥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3]刘烈恒.东北文化丛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祁庆富.民族文化遗产.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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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朝克.鄂温克语三大方言.(日)小樽商科大学.1995年版.

本科学年论文评语篇六

主持人語：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语言”和“贫困”是两个重要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两个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各自的领域平行而行。尽管有一些分散在语言经济学、儿童认知发展等领域的探讨，但是学界正式将这两种现象合为“语言与贫困”这一个主题而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国外学界也不过是近50年的时间，比较典型的研究，比如frederick williams和wayne harbert分别在1970年和2009年主编的两本同名论文集language and poverty;国内学界则是近几年来才开始予以系统关注，比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刊发了李宇明的《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和王春辉的《脱贫攻坚需要语言文字助力》两文，江苏师范大学于去年6月份承办了“推普脱贫攻坚研讨会”并紧接着在《语言科学》第四期推出了一组笔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语言文字报》等媒体也刊发了一些学者的评论文章。

精准脱贫是当代中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则指明了语言扶贫实践的定位、目标和举措，在此背景下的“语言与贫困”研究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和担当。2018年5月，我们建议在《语言战略研究》组织一期“语言与贫困”研究专题。经过近8个月的策划和写作，现在终于实现了在2019年第一期刊出的愿望。

本组论文是聚焦于“语言与贫困”论题的专题式呈现。故此，在组稿之初我们就设想本专题能做到以下两点：（1）介绍前沿论题和国际/国内研究概况;（2）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本专题共组织了7篇稿件。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勾勒了“语言与贫困”这一研究主题的内涵和外延;方小兵《海外语言与贫困研究的进展与反思》一文对国际上语言与贫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4个视角展开考察，并进行了评价和反思;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一文对国内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与“语言与贫困”这一主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梳理并得出了一些启示;张洁《国外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聚焦国际学界对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分析了研究历史、主要观点和理论基础、影响的因素和机制，并提出了对国内研究的几点启示;卞成林、刘金林、阳柳艳《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关系研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一文以广西东兴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的数据对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浩宇《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一文基于甘肃省武威地区天祝县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藏区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刘艳《推普脱贫中的语言交换行为分析——基于安徽省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一文基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从语言交换的视角对推普脱贫活动进行了剖析。

前4篇文章显然更偏重前沿论题的概述和理论层面的探讨，后3篇文章则更偏重基于调查的实证性研究。整体来说，本组文章应该是完成了专题组稿之初的两个设想。

语言与社会的界面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品格。本专题的刊出，一方面将有助于深化“语言与贫困”论题的相关理论探索，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为当下中国的语言扶贫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当下中国进行的扶贫脱贫实践（语言扶贫实践当然也包括在内）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正在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的扶贫实践也正在为人类的语言与贫困研究提供着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研究机遇。

本专题只是一个开始，是一次“投石问路”，也是一次“抛砖引玉”。“语言与贫困”的研究和实践还有更多领域、更多问题等待着人们的探索和提升。

（王春辉）

提 要 贫困是一个涉及因素众多、维度多样、层次多重的复杂现象，语言与贫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贫困对于儿童语言的发展和成人语言的使用都有影响，影响前者的因素有社会环境的也有神经机制的，对于后者的影响则可以从社会网络和稀缺两个视角加以解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来看，语言能力对于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因素对于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来说是一个概率性条件。语言扶贫实践在中国反贫困事业中的作用与日俱增，语言精准扶贫的内涵也越来越清晰，稀缺理论则为语言扶贫提供了诸多启示。中国的扶贫实践为语言与贫困相关论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有理由期待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将会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些经验。

关键词 语言能力;贫困;语言扶贫;稀缺

wang chunhui

本科学年论文评语篇七

摘要：裕固族是甘肃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本文以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寺镇、康乐镇的裕固族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进行裕固语使用情况、场合以及语言态度等方面的调查研究。通过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探究裕固族儿童的裕固语语言活力。

一、研究概况

语言是人类多元文化的体现，相反，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人类失去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不同民族的人，通过了解、学习语言，不仅能够接触丰富的异域文化，还能探索更为的新天地。现在，每隔两周，一种语言就会消失，超过了部分鸟类、哺乳类动物、鱼类和植物灭绝的速度。

裕固族是甘肃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且人数较少。随着21世纪“牧民定居”和“生态移民”的推进，裕固族人改变了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在草场或者乡镇的养殖小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裕固族人口为14378人。作为裕固族独属于自己的语言，裕固语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裕固族中有三种语言：居住在康乐镇、红湾寺镇的人使用东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裕固族内部，汉语几乎被普遍使用，在非正式场合中，肃南方言也十分常用，东、西裕固族人交流则用汉语。裕固族没有文字，所以裕固语的传承是通过口口相传。

2006年孙宏开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一文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裕固语已处于活力不足，走向濒危的语言之列。不过文章并没有详细描述裕固族语言的具体状况。阿拉腾苏布达从裕固族人语言观念、裕固语掌握者的比例、年龄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对于裕固族语言濒危的程度以及具体的状况，到目前为止尚无研究进行具体的描述和定量评估。

二、研究设计和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文将参照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九项语言活力指标和六个濒危等级标准[ 该体系分三方面九项指标。第一，语言活力和濒危状况评估，包括（1）代际语言传承;（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3）语言使用者的相对人数; （4）语言使用域的走向;（5）语言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6）语言教育和读写材料等六项指标。第二，语言态度评估，包括（7）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8）语言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第三，语言记录情况评估，包括（9）语言记录材料的数量和质量。每一项指标根据语言活力不同程度分为：充满活力的语言;有活力的语言;活力降低、已经显露濒危特征的语言;活力不足，已经走向濒危的语言;活力很差、属濒危语言;无活力、已经没有交际能力的语言六个级别。]，具体分析裕固族儿童裕固语的语言活力状况和东部裕固语的濒危程度。由于语言活力各项评估指标大都是描述性的，本文对语言活力的评估是基于实地调查，在特定的语言使用场合或交际中观察和记录。

（二）研究方法

少年儿童的语言状况反映社会的变化最敏感，往往代表语言功能演变的趋势，我们对裕固族儿童裕固语语言活力的调查，以进入调查点和当地家庭的形式，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其中大部分问卷是由裕固族儿童自行填写，小部分经研究者询问被调查对象由研究者代写。同时，研究者对肃南裕固族县的双语教师、小学校长、相关部门领导、当地居民等具有代表性人物进行深度访谈。

（三）调查样本

为了了解裕固族儿童语言活力，本次调查以肃南县康乐镇明德学校、肃南县红湾寺镇红湾小学为调查点。该调查通过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调查196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其中，在196人的问卷调查中，实际发放了196份问卷，有效问卷有120份。

三、裕固族语言活力与濒危程度评估

（一）语言代际传承、语言使用者绝对人数及相对人数

如表1所示，裕固语在代际传承这一项的等级评定为3，裕固语多为父辈和更上代人使用。评估语言活力的最常用指标是语言是否代代相传。裕固语的代际传承情况可以通过祖辈、父辈、儿童这三代人的裕固语使用情况来考察，问卷调查结果中，71.58%的祖辈能够用裕固语流利表达，56.84%的父辈能够用裕固语流利表达，但是只有12.63%的儿童可以用裕固语流利表达，一半以上的儿童只会使用常用的句子。数据表明，裕固族儿童无法用裕固语流利的和他人进行沟通。

语言是通过代际传承来延续的。调查数据显示，裕固语的代际传承多为父辈或更上代人，處于确有危险状态。文件（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没有为各安全级设定标准数值， 但是人口少的语言总有危险，更易遭受大批死亡的威胁或被相邻大语言群体吞并。被调查者中能用裕固语流利沟通的人数只占12.63%，可见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较少，语言使用者相对人数较少。

（二）语言使用域的走向、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

从语言使用域的走向上看，裕固语在家庭域、交往域、教育域的使用情况处于衰退的状态，未来也极有可能继续衰退下去，且汉语已经成为强势语言渗入家庭域，判定为第3级。

总体来看，汉语在家庭域中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裕固语的使用。

裕固语在交往域中使用频率要低于家庭域的使用频率。数据显示裕固族儿童在参加民俗活动（例如祭鄂博）时，裕固语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社交场合。分析以上三个领域的数据可知，裕固语在家庭域中使用频率最高，在教育域使用频率最低，裕固语语言活力较低。且汉语在家庭域、交往域、教育域使用频率均高于裕固语使用频率。

从对新语域与媒体反应来看，在一些问题上，完全不会用裕固语和不会用裕固语的比例占据较大的比重，说明裕固语在新语域与媒体反应中语言活力不高，只能应付某些新语域，判定为第2级。

（三）语言教材与读写材料

裕固语没有书面文字，为了方便教学，肃南县幼儿园编写了裕固语系列教材，同时甘肃民族出版社也出版了裕固语汉语词典。根据访谈，裕固语在电视、网络和广播等媒体中没有单独节目。族群内部没有可用的拼写符号，因此它在此项的等级为0。

（四）政府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

我们在和肃南县政府办公室的尹主任交流时，他表示很重视我们此次的调研活动。近些年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也做了很多裕固语保护工作，例如加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的“双语”教学标准和课程建设，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教材和教辅资料等。小到地方自治法，大道中央的宪法，政府都有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使得裕固语的保护颇受重视。因此，该项指标等级应该为4。

（五）语言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

（表2）语言态度问题汇总表

整体来看，通过评估裕固语族群对裕固语的态度，我们可以得知绝大多数使用者对裕固语的保护和传承较为重视，但是也有少部分人持无意见或消极态度，对应等级是4。

（六）现有语言记录材料的种类与质量

指标9根据语言中现有记录材料的类型和质量，评估记录的紧迫性，裕固语在此项指标中等级为2。根据调查，目前针对裕固族语言的记录材料的种类有：词典——《裕固语汉语词典》;论文、专著——《东部裕固语研究文献综述》、《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等;建立裕固语语音数据库、众筹发起裕固语歌曲录制等形式。当我们随机询问裕固族人时，他们很少有人知道有裕固语语言记录材料的存在，可见这些语法著作、词典、文献材料和语音库的覆盖面并不广泛。因为裕固族有语言没文字，因此文字、声像资料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四、裕固族语言活力的成因

（一）语言政策

在语言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经过访谈了解到到：在肃南县地区，裕固语教学跟不上汉语教学，课程安排少且缺少专职的双语老师。肃南县相关部门编写了《裕固族语言系列教材》，但缺乏一套对双语教学科学的课程管理机制以及裕固族没有文字的尴尬，所以教学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导致已开设裕固语课的学校双语教学效果不佳。在裕固语使用情況调查中表现为裕固语使用能力比较低，汉语使用能力较高。

（二）生活方式变迁

裕固族自古以来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所以在进行畜牧业的生产生活时，他们之间交流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随着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牲畜增加，草原载畜量面临挑战，加之人们人为的对环境过度开发使用，草场退化，土地沙化。裕固族人的“自由”游牧生活开始被限制。为了生计，年轻劳动力还是需要另谋生路，因此在家中，父母大多数时间不能陪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教育过度依赖学校，加之祖辈和儿童之间话题代沟的存在，祖辈更是无法代替父母的教育工作。童年——语言培养的黄金时期，父辈和儿童之间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代现象。

五、总结

语言消失的背后是文化的失落，为了保护裕固语，有必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于没有文字的裕固语，必须尽全力挖掘和记录现有的一切语言材料。其次，统一标准，编写可供教学用的教科书，大力培养双语师资、提高双语教师薪资待遇，在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双语教学。最后，希望国家出台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门法律、政策，尤其是针对裕固语这类的濒危语言，建议单独立法、施策，确保政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最重要的是，裕固语作为裕固族人的母语，裕固族人更要齐心协力保护好、传承好自己的语言，不要让裕固语成为博物馆未来的陈列物，不要让裕固语成为第二个满语。

参考文献：

本科学年论文评语篇八

【摘要】：当代小说在藏区传播伊始，以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思想形成了文学观，以探索社会现象的启蒙主义为导向，产生不同角度的作品以及形成小说叙事。在藏族文学中创作的思想和观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藏族母语小说也在拒绝传统的特征，以不同的创作方式加深其形象化。论文主要从藏族当代母语小说的叙事当中对人物性格的变化加以讨论。

【关键词】：母语小说；叙事；人物性格

1.人物性格的描写

就传统小说而言，其人物性格单一，也不是用意象来表达作者的声音。它的特点在于文中人物的语言上，说到底其实是藏族格律的美。一般文学是通过艺术意境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藏族当代小说就以此为基础，用富有情节性的故事来表达作者的声音，无论是人物性格或者是文章的主题都引用了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对故事情节的重视表现出了藏族当代母语小说最初的突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部分藏族母语作家就摆脱了传统的写法，抛弃了民族观和社会责任感，正视现实生活，开始塑造一个个富有喜怒哀乐的藏民族的生活意境。当代文学在藏区不断发展的三十多年里，从端智加和才让东知等老一辈先锋作家到新成长的作家队伍，从未把藏传佛教的思想在小说中忽略过，而且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体现在文章中。这也是传统小说把思想方的主要地位的形式发展到了艺术的层面上，从文学的角度上看这无疑是很大的突破且多样化，可以看出藏族当代母语小说也从批判讽刺的层面过渡到了人性的层面。这时作者的视点大都放到塑造人物性格上，而人物心理的变化和人物活动也成了文章细节的重点，形成小说的主要因素变成了人物。写人物可以写个人命运和人物性格，而人物性格并不是故事性的，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塑造人物性格作者要进行总的设计再加上仔细的想象，并使那些设计产生一个变化的过程。

性格并不陌生，它是一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写人物性格虽然牵连着一个故事，但它又与故事为主题的小说不同。突出人物性格的小说所牵引的故事必须要服务于人物，因为故事不是作者的主要依据点，他要选择一些与人物性格相称的故事来突出表现文章的人物性格，且主要人物的形象一般都不带传奇性，他们是现实中真实的人和现实生活的产物。茅盾也曾讲过：“……要一篇小说出色，专在情节布局上着想是很难成功的，应该在人物与背景上着想。‘情节‘的方式是有限的，凡恋爱的悲剧无非是一男一女或数男数女恋爱终之以悲或欢：这是无往而不如此的。两篇好的恋爱小说所以各有其面目，各能动人，就因为他们中间的人物的个性是不同的，背景的空气是不同的；读者所欣赏于他们的，是灵魂的搏战与人格的发展，绝不是忽离忽合像做梦似的‘情节’。”这样的作品无疑是深入到了文学的真正含义且可称之为人学，笔者也找到了真正的艺术。

藏族传统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高僧大德或者是一心向善的人儿，我们在品味的过程当中看到的无疑也是佛教徒的形象和伦理道德的产物，很难看到文学意义上的人物性格。我们一般都讲一个好的作品要具备广泛的真善美的标准和具有现实性或真实性，这能提高人类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发展、给读者也带来真实的美感。但是，这个观点也不是要我们去批判错误或者坏的东西，不能反映人内心世界的丑陋和叛逆的部分。按照这样理解，人物性格也就成了无可挑剔的、十全十美的形象，我们看到的无疑就是虚假的审美化。事实上，“真实的内心世界的审美化，是让文学作品的接受者看到真实的人物情感、真实的人的内心世界，看到人的内心世界中善与恶、美与丑两种心理能量的互相碰击、互相转化，既看到任何一个人的内心活动都是一种矛盾状态，它的活动形式，都是一种双向逆反行动，都是一种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着的二重组合运动。”在藏族传统小说中很难寻找到这样塑造人物性格的文章，现在有部分学者说米拉日巴的母亲孃嚓盖坚的性格就是真实的，笔者也甚是赞同其观点，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她内心世界的冲撞及丑恶的一面，给人一种真实与真诚的审美享受。

2.表达形式的变化

从藏族文学的发展来看，人物性格开始由神性转变到人性于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人物性格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局面，但是步伐缓慢。这时期的小说把塑造人物性格放到创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其人物性格都来自现实生活当中，不具有传奇性。比如从宗教叙事的发展变化来看，最初的《活佛》和《证果者达娜尖》等代表的小说当中，人物性格主要是生活当中善于欺骗别人和不惧加害别人的人冒充宗教人士专门欺骗信徒的一类，其人物性格也主要根据故事情节来表述下来，而很难看到人物本身的思想和观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用英国当代小说家佛斯特的话来说“有些人除故事之外一概不要，完完全全是原始性的好奇心使然“，所以，文章中的人物性格只反映了人的时间生活。之后的《柔玛德措》和《龙卷风》所代表的人物性格也大部分都与之前相同，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也没多大變化，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对人物本身产生了一些变化，不具备高僧大德的德高望重，无异与一般行坏的强盗和小人的阿拉塔却和柔玛德措、华仁波切、阿啦仲等的性格也徘徊在时间生活，没能过渡到空间生活甚至价值生活。

从传统小说到当代小说的产生的这段漫长岁月里，其人物是向善或者写恶习之外的东西很少，人物性格的塑造也局限于“一是有和是，另外就是无和不是“的观念当中，使有无或者是与不是、甚至是好坏之间的空间变成虚无。此类现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发生过，在七十年代末很多作家对塑造区分好坏的人物性格不满意，决心要打破这种现象，刘心武的《班主任》中谢惠敏的性格最先表现出了人多样复杂的特征，在八十年代这种圆形性格出现在了当代文学的舞台。因此在藏区也在批判讽刺之后开始过渡到丰富多样的人物性格。

凯知的《尼僧旦增曲卓》和才让东知的《僧人》、卓尼云才让的《受戒》等代表作大力强调落实人性的问题上，这个创作方式具有人的外部生活和所具有的伦理枷锁，也有人内心活动的矛盾状态或者人的喜怒哀乐。《尼僧旦增曲卓》中讲述虽然主人公已出家为尼，但是出于人性对生活的喜怒哀乐及供奉方面产生贪婪的心里矛盾状态。《僧人》中写戒律在普通僧人心中的地位并探索人的本性，讲述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受戒》也与之相似，表述阿克扎巴在女施主家诵经数日，这些天共处时心里所起的欲望的状态，塑造出突出的人性和人心的本质的人物性格。在这中间有伦理道德和人性的矛盾、外部的枷锁和内心所望的互相碰击，恰恰这二重组合运动丰富了人物性格，趋向于价值生活。无论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是否成功，在认识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综上所述，在谈论藏族文化的时候很多人的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是藏传佛教文化。纵观藏族文化史，藏传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在一定时期内都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宗喀巴大师和五世达赖喇嘛等高僧大德等的出世，给予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有重大的贡献，佛教思想也在藏区普遍传播。有学者从藏族文化层面看待藏族文学是因为藏民族和佛教的因缘，再加上藏族社会是藏族文学的直面点，故藏族传统小说伊始，佛教在文学创作中就从未摒弃过，表现在文学发展上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是多样的。

二十世纪末八十年代开始，作家、学者大都着眼于现实社会，遵照文艺服务于社会的精神，从传统文学传播佛教思想过渡到个人的问题上，从藏民族的生活处境反思藏族文化的小说随之出世。这些小说最初受传统文学的影响，文章构成基本由故事情节和文中人物语言来完成的，所以艺术的追求相当少。但是与其他民族文学、文化接触后，对藏民族的文化有了重新的认识，尤其对个人和人性的认识方面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之合拍的小说也在不断兴起，艺术的追求也在不断丰富。但是，由于藏民族长久以来重视思想、道德，其小说的表达也有根深蒂固的思想性，因而对与艺术的追求和细节性的表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藏族当代文学来说应大力加强对艺术表现方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