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汇总5篇)

合同内容应包括劳动双方的基本信息、工作内容与职责、工作时间与休假、薪酬与福利、劳动保护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相信很多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篇一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只能由赠与人本人或者赠与人的继承人或监护人行使。赠与人当然享有独立的撤销权，而赠与人的继承人或监护人只有在赠与人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而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才可以行使撤销权。

2撤销权行使的条件

(1)无因撤销的行使条件

第一，赠与合同是非经公证证明订立的;

第二，只能由赠与人本人行使撤销权;

第三，赠与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或道德义务性质;

第四，只能在赠与财产交付之前行使撤销权。

(2)有因撤销的行使条件

第一，受赠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第二，应当在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第三，只能由赠与人本人行使撤销权。

(3)继承人或监护人撤销赠与的条件

第一，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3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

撤销权一经行使即发生效力。因撤销权为形成权，其行使的效果是使赠与合同关系归于消灭。所以，当赠与人交付之前行使撤销权的，赠与人自可以拒绝履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当赠与物已交付受赠人后行使撤销权的，受赠人因失去取得赠与物的合法根据而应当返还受赠与的财产。受赠人拒绝返还的，赠与人有权请求其返还。

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篇二

提出无效合同与债权人撤销权可能出现效力冲突这一问题，是笔者在阅读上海高院的一个案例时想到的。

原告上海英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讯公司”)诉被告上海龙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都公司”)、武汉宗成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成达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中，英讯公司与龙都公司于3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英讯公司向龙都公司出借2200万元，期限至3月。

后因龙都公司不能按期偿还借款，英讯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审判，确认英讯公司对龙都公司的到期债权合法有效，龙都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为逃避债务，两被告于9月20日签订一股权转让协议：龙都公司将其持有的随州龙都首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宗成达公司，9月22日龙都公司股东黄传仁委托黄奇明向武汉市工商局提交宗成达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9月23日龙都公司股东会通过股权转让的决议，9月25日宗成达公司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同日龙都公司在随州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原告认为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其合法债权，要求法院撤销股权转让协议。

法院查明认定，黄传仁既作为龙都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又是宗成达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同时代表股权转让双方签署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双方即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且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极为简单，甚至没有约定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和方式，以致于宗成达公司长期未支付转让款。

上述种种事实均表明两被告之间恶意串通，虚假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伪造诉讼，进行诉讼欺诈，企图通过法院的确权来逃避债务的履行，为其逃避债务的行为寻找合法的外衣。

因此，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撤销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于209月20日签订的《随州龙都首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宗成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认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1}

根据《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上述案例中，龙都公司向宗成达公司转让龙都公司股权的协议，虽表面看起来合法，但因龙都公司长期未主张相应的转让款，构成事实上的无偿转让股权，符合第74条的规定，英讯公司有权请求法院撤销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如何对“第三人利益”中的“第三人”范围进行认定

笔者认为，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现行《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构成要件。

首先，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之间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主观意图。

从订立时间来看，龙都公司在宗成达公司尚未成立时就签订了该协议;从协议内容来看，其侧重规定对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关于转让款项只是约定了具体金额，对交付时间、方式等未作规定;从协议签订主体来看，协议中转让方和受让方的签订代表是同一个人;从转让方对转让款主张的积极性来看，在股权转让手续办理成功后，转让方一直没有向受让方主张，对该款项的主张缺乏合理的积极性。

上述各项事实均表明，两被告之间相互串通，具有通过股权转让协议以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的故意。

其次，如果这一协议生效也确会产生损害龙都公司的债权人英讯公司利益的后果，英讯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当然符合法条中规定的“第三人”的`主体要件。

由此观之，如果英讯公司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也未尝不可。

经过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相竞合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出现的这一问题关键点在于如何理解“第三人利益”中“第三人”的范围，而解决问题的突破点也在此。

何为“第三人”?如果按照《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中的立法意旨来分析，“第三人”即是除了合同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是不特定的范围，《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也应该属于“第三人”。

转而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分析，能行使撤销权的主体则是相对特定的第三人，即债务人的债权人。

该债权人相对于债务人与受让人所签订的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合同来说，是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但又不能是任意第三人，他必须是债务人的债权人。

由此看来，对于法律上“第三人”的理解可以分为不特定第三人和特定第三人两类。

就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如果损害的是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实质上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绝对无效;对于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将其规定为可撤销的合同。

理由如下：

首先，对于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因此其损害主体范围的不确定性，本质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应该包含在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大范围之中，而损坏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不仅直接影响其他主体意思自治的实现，更有害于整个社会意思自治的基础，不再属于私法对意思自治的保护范围，合同效力不应任由双方当事人决定，而应由立法设强行性规定，杜绝此种意思自治的滥用。

由此，出于对社会公益和基本经济秩序维护的需要，以国家意志确立恶意串通订立的损坏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绝对无效合同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如若将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认定为是绝对无效合同，从合同自由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上说，让人难以接受。

市场经济运行遵循这样的一个逻辑前提：经济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拥有一般人都具备的识别判断能力，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维护者，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自己利益受损时都能够依据客观情况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

特别地，合同法作为私法，核心要素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法律在特定主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应当尽可能给予利益受损方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尽量减少强制性的规定，减少公权力对私权的过分干涉。

但从我国恶意串通立法的文义上看，“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并没有依照损害对象的不同做出区别对待，而是对于损害不特定或特定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一概给予否定性评价。

这样一来，在仅仅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立法规定实际上是突破了国家意志应当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行使的界限，代替个人作出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

这种越位的价值判断表面上虽可以实现社会正义，但无法实现真正的个体正义，并不足取。

最后，根据现行法对于“恶意串通”的认定，要求原告举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共同的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合同当事人来说举证他人的主观心态恶意十分困难，因此，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比较困难。

而倘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则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如果是在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无须对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主观心态进行举证，哪怕是在债务人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也只需证明受让人知道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但不需要证明受让人有与债务人串通以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主观恶意。

由此看来，特定第三人如果适用撤销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不仅举证责任相对比较轻，而且实现保护债权的可能性也更高。

因此，笔者认为恶意串通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该是无效合同，而对于恶意串通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该是可撤销的合同。

当然，这里只是可撤销合同而不是可撤销、可变更合同，因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特定第三人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本无权变更他人的合同，只是出于对其的特别保护和对债务人的恶意心态的惩罚，赋予其撤销他人合同的权利。

但这种保护不是无限制的，在赋予其撤销权已足够达到保护其利益的目的后，法律不应该过分打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再赋予其变更他人合同的权利。

三、如何理解“非法目的”中的“法”?

所谓的“非法”是否是指一切的违法行为，包括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不法目的?当事人通过合法的买卖行为来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的调整范围?对此，学者多持肯定意见。

但很显然，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也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

就以开篇案例为例，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以转让股权的方式逃避债务，既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构成要件，也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

由是出现了《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与《合同法》第74条第1款的竞合的现象，这时应如何适用法律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

首先，从立法目的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稳定的角度来说，应该明确这里的“非法目的”是指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目的，因为对于任意性规范，民法是允许当事人排除适用的。

而对强制性法律规范的效力分类，可以分为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

违反效力性规范的行为才是绝对无效的，法律既否定行为的本身，也否定行为的后果。

而对于违反取缔性规范的行为来说，法律否定行为的本身，但是对于行为的后果不予以否定，就比如黄牛党倒卖火车票，法律否定倒买倒卖的行为，但是对于持有从黄牛党手中买到的车票的乘客来说，法律是承认这一买卖行为有效的，也即认可乘客可以凭该车票乘车。

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对违反强制性规定导致行为无效的范围进行了缩限解释，那么，从遵从立法目的和社会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在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进行认定时，也应该进一步缩小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范围，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的行为才认定为无效。

其次，从保护私法自治的角度来说，国家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应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干涉，国家意志应当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适当对个人意志进行限制，不应过多干涉私人领域，代替个人作出选择。

最后，减少无效合同的范围将其归入可撤销合同有利于保护特定第三人的利益。

与上述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效力分析一致，对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集体、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来说，应该是绝对无效的。

而对于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来说，应该尊重该特定第三人的真实意思，给予特定第三人一定的选择权，让其自由决定是继续该合同的效力而或是撤销合同，使其归于无效。

而且如若该特定第三人是债权人，其在行使撤销权时所负担的举证责任也相对较轻，更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维护。

因此，笔者认为“非法目的”的“法”应是效力性的法律规定，整个词组应理解为以损害国家、集体、不特定第三人为目的而违反效力性法律规定，由此尽量缩小适用该条认定合同无效的范围。

四、小结

经过前面的分析，在实践中出现无效合同与债权人撤销权相竞合时，笔者认为应该缩小对无效合同的认定，赋予权利人选择认定合同无效或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涉，更好地提高交易效率。

注释

{1}具体见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656页。

{3}韩世远.合同法新论.法律出版社版，第173页。

参考文献

[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法律出版社版.

[2]韩世远.合同法新论[m].法律出版社2011版.

[3]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版.

[4]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5]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与适用[m].吉林人民出版社版.

[6]翟云岭，郭洁.合同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版.

[7]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m].版.

[8]尹田.民法教程[m].法制出版社年版.

[9]庄显睿.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力分析[d].2011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10]黄忠.无效法律行为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篇三

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篇四

现实生活中，房屋的赠与行为时常发生，但是大家可否知道房屋的赠与是有别于一般动产的，需要满足特殊的条件才能达到有效赠与的目的，否则赠与行为对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存在重大的法律风险。下面，本律师就以《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来对房屋的赠与行为、生效条件、撤销权的行使以及法律风险作如下简要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及上述“民通意见”可以看出，赠与人在签订赠与合同且受赠人未实际占有房屋及其产权证之前，即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是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的。这里的.“财产权利”被民通意见明细化，指的并非房屋的过户登记，而是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因此，赠与人在此阶段实行任意撤销权才是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当然，《合同法》第186条对赠与人的这种任意撤销权也进行了限制，它对房屋赠与行为也是同样适用的，其中包括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此外，《合同法》第192条也设立了法定撤销权之规定，即无论是否具备《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均可撤销：(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这说明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以交付为所有权转移的生效条件。由于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我国《物权法》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房屋的所有权转移以登记为准。因此，在房屋赠与合同中，房屋过户登记才是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界点。但是，根据上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可以看出，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而对此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即只要受赠人已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这时该赠与行为即生效，赠与人应当为受赠人补办过户手续。此时，赠与人一般是不可以以行使任意撤销权为由来翻悔的。因此部分律师认为，如果没有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变更登记，不但房屋所有权不发生转移，而且这种赠予合同也是不生效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篇五

(一)任意撤销权与受赠人信赖利益保护相冲突。我国《合同法》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规定了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合同没有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其应对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而受到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对缔约过失责任做了规定。而赠与合同中,立法者为了维护赠与合同中无偿赠与人的权益赋予其任意撤销权,使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没有移转之前,有权单方撤销赠与使合同关系解除,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可见,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忽略了对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付出的成本损失的维护,这与《合同法》对信赖利益的规定相冲突。

(二)任意撤销权缺少对受赠人权益的保护。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只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人则只享有要求赠与人履行合同的权利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立法者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制度。而大多情况下,受赠人需要给予赠与人一定的方便,从而使赠与人获得无法衡量的利益回报,此时受赠人的付出是无法以简单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因此,法律应当考虑赋予受赠人相应地撤销权。虽然受赠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很小,但法律不能因此就忽视对受赠人权益的维护。

(三)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不协调。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却与此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二者的行使条件不同。法定撤销权只有在具备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而任意撤销权不需要具备任何法定事由,赠与人可以任意行使。其次,二者的行使时间不同。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行使;而法定撤销权一般是在赠与物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定期间内行使。再次,权利主体不同。法定撤销权是由赠与人和赠与人的继承权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一般是由赠与人行使。

(四)任意撤销权行使期间限制缺失。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没有除斥期间的规定,这就使赠与合同因为赠与人长期不行使任意撤销权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下,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交易的迅速发展等都有不利的影响,对法院等部门正确处理纠纷、作出判决也增加了难度。

三、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完善

(一)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单方撤销赠与合同后只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赠与人要赔偿受赠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所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的支出、准备履行过程中的支出等费用。关于赠与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应包括三方面:首先,一方缔约人有过错,此种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同时一般情况下的过错缔约人是指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因为当受赠人有过错时,赠与人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是不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其次,缔约过失责任是由于赠与人的行为导致赠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由于赠与合同是无偿的,法律更加注重对赠与人权益的维护。最后,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还需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所以在没有损害事实时,是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因为此时受赠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减少,赠与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