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教师个人职业发展定位及职业通道 幼师个人职业规划模板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幼师个人职业规划篇一

幼师个人职业规划篇二

摘要：面对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在“新职业教育实验”环境下，以教科研为教师专业成长的触发器，从教科研价值取向的本真诉求、研究内容的核心观照、研究形式的发展生态、管理机制的优化升级等方面启动教师专业发展的破冰之旅。

关键词：职校教师；专业发展；教科研；新职业教育实验

教师的专业成长是一种典型的登山模式，有的教师目标明确，步伐坚定，“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必臻乎峻岭”；有的教师却满足于“涧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浑浑噩噩中不知“时间都去哪了”。面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困惑，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海门中专”）以“新职业教育实验”为落脚点，将教科研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触发器，聚焦“教育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改造”，启动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破冰之旅。

一、真假之辩——价值取向的本真诉求

不懈地探索未知领域，获取新知，寻求理论的支撑，思想的超越，从而催生智慧，这是经典的教育科研价值观。在这样的经典认同下，“新”代表着具有社会知识建构的价值，这对于职业学校的普通教师而言，其实是不现实的，也超越了对教师职业的本体要求，使教育科研在大众的心目中，被赋予神圣、高傲和冷漠的形象。事实上，现实中的教育科研往往被功利所裹挟，鱼目混珠、真假莫辨的现象在很多学校比比皆是，让教师的专业发展陷入迷茫和无措。

困局一：浮而不实的“两张皮”

目前，很多职业学校对于教育科研的价值定位存在功利性倾向，不是从学校教学实际需求出发，而是将教科研当成了展示办学水平和实证办学业绩的盆景，认为理论研究太虚，不能迅速转变为现实的教学“生产力”，还不如在教室里上上课、在车间里动动手来得有效益。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很多教育科研问题的提出不是基于学校教育教学中的真实问题，而是按照理性逻辑与规范进行“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式的设计、操作，其研究的结果与教学实践距离甚远，根本无法触及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灵魂”。教育科研往往沦为装饰学校门面、应付各类验收的光鲜亮丽的“塑料花”，与教师的专业发展相距甚远。

困局二：敷衍了事的“空壳课题”

有人用“申请时主动，立项时激动，过程中不动，检查时被动”来形容那些为应付评职称、评先进的“空壳课题”，颇为形象生动。这类教育科学课题急功近利，东拼西凑了一堆理论，却没有实质性的研究内容和过程，或者是研究内容与教学实践不“贴身”，往往“隆重开场”却“草草收场”。这种教育科研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是教育科研“打假”的“重灾区”。

困局三：主体游离的“赶鸭子上架”

本该作为教育科研主体的教师，事实上脱离了科学研究，并没有“真实在线”，而是将生活方式窄化成了照本宣科的“教书匠”。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教育科研是领导和部分教科研人员专享的“奢侈品”，让教学任务繁重的教师做教育科研，就像逼迫穷人捐款一样不道德。本该出于教育自觉的科研行为在很多职业学校却成了“赶鸭子上架”的无奈。

解困利器：“新教育”倡导“只要行动就有收获”的行动哲学。“新职业教育”同样注重实践和行动。重实践，就是用踏踏实实的行动赢得教育教学的话语权；重行动，就是不夸夸其谈，用事实来说话。这样一种求真务实的价值取向，对于学校教育科研的影响至关重要，同时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注入正能量。

在新职业教育的引领下，海门中专教科研部门立足“让科研看得见”的管理理念，建立起科学严谨、思辨与实证统一的科研规范，营造求真务实、简朴高效的科研文化，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外压内促”。一是建立了学校教科研成果的每日公示制度，凡是教师中有人论文发表或获奖、教学竞赛获奖、执教县级以上公开课，所有的教科研成绩都第一时间在校园网上公告、表扬，并通过省市级媒体推介，尽可能地推广影响面，从而对教师产生有效的激励；二是强化了对教师的考核与鞭策，每位教师都制订了详尽的三年发展规划，学校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进行严格考核，并在网上公示专业进展情况及考核结果；三是建立了各类竞赛的选拔机制，变原来单一的系部推荐为“教师申报、系部选拔、学校征召”相结合的参赛机制，并将参赛结果纳入系部考核，从根本上改变“敷衍”“照顾”“拉壮丁”“无考核”的竞赛状况。在“内促”层面，一是启动“书香教师工程”，组织读书沙龙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的生活方式；二是做好各类竞赛的组织和辅导工作，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竞赛水平；三是组织教师积极申报南通市名师发展团队、省市级名师工作室、南通市教科研优秀成果，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了更多平台；四是组织各级课题主持人的培训，强化了课题的过程管理，切实提高了课题研究的实效性；五是强调了“将论文写在课堂上”的科研理念，并积极与《江苏教育》《南通教育研究》等杂志联系，举办了多次写作沙龙，为教师的专业写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服务。

学校通过一系列教科研规范的制定，扎起了教育科研的“场子”，吸引了更多的研究群体，从单纯的为课题研究而研究，把目光转向关注教育科研的真实效益；通过创设求真务实的科研文化，引领、促进了人的发展，使教师的“在场”研究生机勃勃。教科研价值取向的校正是学校解困教师专业发展困局的关键一步。

二、雅俗共赏——研究内容的核心观照

新教育倡导一种“上天入地”的教育科研，认为只有理论付诸实践，真正做到研究“入地”之时，教育科研才能找到生长点，扎根于教学实践汲取养分，从而抽枝拔节，蓬勃生长。“新职业教育”基于行动、基于校本的科研观，倡导一种“雅俗共赏”的教育科研范式，扭转了广大教师对于教育科研的认识偏颇。

误区一：很多教师抱有这样的观念，教育科研是领导的事、专家的事，离我们普通教师太遥远了。

勘误利器：新教育以“草根运动”著称，强调开展行动的科研、校本的研究。“新职业教育”的教育科研同样注重从职业教育实际出发探索并确定研究问题，鼓励教师从身边的教学空间寻找科研契机，遵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概括的“从这里”“到那里”“回到这里”的教育科研基本路径，以校本行动研究为基本范式，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改进行动。

我们相信，不同的教育科研范式其实各有其适用领域和针对性，研究内容所谓的“雅”与“俗”并不意味着“高”与“低”，也不存在逻辑上的隶属关系。在“新职业教育”的教育科研常态下，学校领导、教科研专职人员与基层教师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的分工和科研范式的不同，使教科研呈现丰富的层次性。管理层面聚力于落实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将方案、计划转化为任务和行动，针对各环节上出现的问题，学校管理人员在这些研究项目上大做文章；教学层面聚力于将职教新理念转化为教学理念，教学理念生成为教学行为，教学行为提升为教学品质，教学品质沉淀为教学智慧，一线教师在此过程中撷取自己研究的“兴奋点”，展开真实研究；教育层面聚力于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体验学生的生存方式，广大的德育管理人员、班主任凭借着一双双“慧眼”，发掘出典型性的研究案例，经过思维加工过程，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教育科研问题。

这样一种“雅俗共赏”的教育科研范式，既有教育理论的智慧支撑，又与教育实践紧密贴身；既有专家和专职科研人员探索理论发展的前沿，能“上天”，又有广大一线教师探索教学实践新形态，能“入地”，为破解教师专业发展困局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官民合力——研究形式的发展生态

“新教育”认为，真正的教师生活解放不能仅来自与外部的融合，而是源自于教师对自身的认同与自身完善。从这一意义上反思现行的教育科研，我们已经习惯于打着“官方”的旗号，通过行政手段将教改理念、教学模式等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推而广之，喧嚣之后，留下了不少棘手的难题。

破题利器：“新教育”倡导互助与协同发展，强调“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基于这样的教育科研理念，我们的“新职业教育”倡导“官民合力”，相信教师的首创精神，相信“民间”突破的伟大力量，催生“抱团作战”的教师专业发展新生态。

一是将“大课题引领”与“微课题切入”有机结合。我们通过学校层面的大课题引领教育科研方向，分解、实化为切合教育教学实际的“微课题”，教师也可以针对自己教育教学中的“微问题”，探寻解决策略，改善教学生态，形成真实的“微课题”，学校用“官民结合”的研究方式形成撬动教师专业发展的杠杆。二是将“行政引领”与“微团队互助”有机结合。学校通过行政规划，依托名师工作室形成学校科研的“民间”通道，形成一种“官方参与，半官方主办，民间唱戏”的科研样式，形成具有“新职业教育”特色的科研范式。如以名师工作室为依托，强化工作室的“每月一事”主题教研活动，精心设计活动形式，以主题教研为基础，每月一主题，主题围绕课题，课题紧扣问题，使“每月一事”真正聚焦现实问题，成为工作室成员的“个人专场”。由于各工作室成员兴趣相投、专业相近，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自觉自愿地参与研究，而非“赶鸭子上架”“抓壮丁”，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研究动能，形成团队研究的磁场。三是将“大教研引领”与“微教研丰盈”有机结合。我们以体现“官方意志”的“大教研活动”如校级现场会、观摩会、研讨会、报告会等引领教育科研方向，通过微信群、qq群、教育博客等工具举行网络沙龙，教学反思，在线讨论等多姿多彩的“微教研”。这些“草根化”的教研方式让学校的教科研变得常态、高效、务实，形成了亲厚稳定的教研共同体，不失为解困教师专业发展困局的“低碳”策略。

四、刚柔相济——管理机制的优化升级

“新教育”的核心追求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谓的“幸福完整”应该是顺应人性的，能实现“人的和谐成长”。但是，当“幸福的憧憬”遇上“刚性的制度”，现实的教科研便面临着“左右为难”的窘境，制约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窘境一：常规科研是衡量一所学校科研水平的基石，尤其在“二级管理”的架构下，学校科研缺乏实质性的“载体”，以往我们总是以“压迫”性的工作方式，逼迫教师进行科研活动，教师也把科研看成是一种负担、一种任务，是一种外压，缺乏基本的内驱，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学校科研的品质提升。

幼师个人职业规划篇三

幼师个人职业规划篇四

过去十多年，尤其是200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在系列政策的“刺激”下，我国职业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无论中职还是高职，从规模上都占据了同等教育层次的“半壁江山”。而后，规模上的跃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职业教育还缺乏足够的社会吸引力，民众对职业教育依然存在许多偏见，在许多家长、学生眼中，职业学校“低人一等”，是“穷孩子”“差学生”的无奈选择。

缺乏吸引力，长期以来成为困扰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命门”所在。

职业教育不是“雕虫小技”

“我们中国人说到‘技’的时候，就是‘雕虫小技’，这其实是不重视技能教育的表现。老百姓教育孩子要读名牌大学，进入政界、商界，望子成龙不是和‘技’联系在一起，说明我们职业教育的问题还很多。”今年“两会”，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

把职业教育视为“雕虫小技”，这是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也是职教吸引力不足的表现。可以说，吸引力不提升，职业教育就得不到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可，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从表面看，吸引力问题是社会观念、民众偏见问题;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职业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从招生录取到学生发展等诸多环节，职业教育都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这一切，随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国务院《决定》的发布迎来了改变的契机。

职业教育以“技”见长，在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转折点，职业教育这一“技”，绝不是“雕虫小技”。

实际上，在我国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领域，高技能人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核能研究者直言：院士和高技能专家同样重要。他提出一个口号叫作“科学家的规划，工程师的蓝图，高技能人才的产品”，三者缺一不可，相比之下，目前最缺乏的是尖端产品的“制造者”。

对此，北京机床研究所副总工艺师金福吉深有体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感慨地说：我国现代制造业落后在什么地方？一是材料，二是工艺。在许多高端制造领域，高精尖的设计要由蓝图变为产品，往往是普通大学毕业生做不出来的，职校所培养的技能人才更有优势。在一些企业、科研院所，高技能人才甚至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明确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习近平主席的话，强调了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在促进工业化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的战略意义。

相较于德国、日本、瑞士等职教发达国家，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依然是教育体系中的“短板”所在。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守镇介绍，当前我国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与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根据2012年全总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中级以上技工的供求倍率一般在1：3～1：4之间，短缺程度严重的地区甚至高达1：6，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300万人之间。我国职工受教育总体水平低，职业技能水平不高，高素质技术工人匮乏，一线工人待遇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因素。

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说：综观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战略、高级蓝领受人尊敬的情况十分普遍，我国在社会配套机制和观念上还相对滞后。

今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将职业教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种高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技能人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战略举措”，也是“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创业的重大措施”。

职业教育以“技能”立足，职校学生以“技能”发展，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千万高技能人才所实现的是国家发展大计，而非“雕虫小技”。 “除了政府需要投入以及体制改革之外，需要全民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似乎只有读了大学才能怎么怎么样，“望子成龙”都是希望孩子读大学。但是通过职业教育，获得有资质的高级技工，对社会的贡献，对自己的收入，都是相当不低的，这个观念要转变。”陈锡文如此认为。

结束职教“断头教育”的历史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其中，上升通道不畅是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很难再获得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这种不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也在无形中导致职业教育被降格为“低层次教育”和“断头教育”。

“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讲我们的社会结构一定要打通人人成才的上升通道，打破制约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天花板、断头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是职业教育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在她看来，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格局必须打破。

打通职业教育的“断头路”，首当其冲要解决哪些问题？

“‘断头教育’并不是指职校的毕业生不能升入更高层次的院校，而是指深造得以‘废掉’原专业、转攻另一门陌生的专业为代价。”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陈嵩建议，贯通后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搭建技能人才的“专业上升链条”，设立技能型本科和技术硕士。

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理解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要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桥梁，为学生成长搭建“立交桥”。二是要打通人才成长通道，做好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的衔接。三是要加快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

建立如此复杂而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作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行动指南，《决定》对此进行了系统布局，提出统筹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构建职教直通车，明确定位了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多层次多类型职教使命。

“《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培养层次进行了进一步界定，重新划分了我国的教育体系。”葛道凯对《决定》做了详细解读。他说，今后的职业教育将包括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几个阶段，还要有与职业教育特点相符合的学位制度。这不仅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层次，也使职业教育培养人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职业教育再不是传统观念中的“断头教育”“次品教育”。

可以确定的是，打通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

为了连接已有的中职、专科层次的高职和侧重应用性的专业硕士，构建起各个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决定》首次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解释，现代职业体系建设需要解决本科阶段职业教育的断层，继续教育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需要解决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断点，就需要融合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新型大学。因此，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贯通”“沟通”“融合”“立交”四个方面，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居于枢纽位置，这是转型发展的基本定位。

如此看来，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的目的，是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有了这一环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才算真正完整。

谈起《决定》中搭建“立交桥”对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作用，职业院校的管理者纷纷表示肯定。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邓振义认为，《决定》打破了过去十多年来职业教育只停留在大专层次的“断头教育”，今后的职业教育将包括中职、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若干阶段，并且是面向人人、立交发展，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多路径成才需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

“以往职业教育是‘断头路’，到了高职就断了，现在明确可以读本科和研究生，给了大家一个愿景，学生就学的渠道更加广阔，相信会吸引更多孩子来读职业学校。”平顶山教育学院党委书记丁永强说。

好政策关键在落实。鲁昕表示，抓紧制订出台职业教育配套政策，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打通职业教育学生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要把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落实到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创新过程、实习实训过程、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搭建人人皆可成才的“立交桥”，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办职教不再只是教育内部的事

“之前搞职业教育，缺乏企业参与，缺乏制度环境，缺乏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上海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决定》将优化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列为四大目标任务之一，说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了。

那么，除了教育系统，哪些部门或机构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呢？

“这是《决定》最重要的亮点之一，首次提出企业要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葛道凯说，“我们旧有的观念往往是办教育是学校的事，而这一次明确，办职业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企业的事。”《决定》明确将企业定位于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明确了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地位，使企业做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这实际上解决了产教融合的问题。”葛道凯强调。

《决定》不仅重塑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作用，还明确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办学不应狭义地理解为出资兴办学校，还应包括参与教育教学过程，如参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接受学生实习、派遣技术人员讲实训课等。”葛道凯说。

过去，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热的是学校，冷的是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企业的积极性不高。

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分析，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冷，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是企业对于与职业院校合作的价值以及未来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认识不到位。“企业考虑更多的是经营、盈利，甚至在一些企业看来，与学校合作以后，老师跟学生的实践可能短期会给企业增加负担。如果说，企业的实力还不够强，或者看得还不够远，对队伍建设还不够系统的话，就会存在认知差异。”二是对支持职业教育的企业，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力度不大。

如何才能调动起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认为，一靠政策引导，二靠责任明确。“职教发展改革，需要有一种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心态。除了教育部之外的各部委，像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能够真正消除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符合条件的参与企业可以真正得到一些税务的减免，而不只是纸上谈兵。”单强说，企业是向利的，要想调动企业参与职教的积极性，就要有具体的政策条文让其“有利可图”，实现互惠双赢，否则，企业参与办学就会变成口号，导致说与做不一致的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又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应当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职业教育不仅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密切相关，而且事关民生就业，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企业有责任、有义务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贡献才智和资源。这种义务和责任也必须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化下来。

葛道凯说，这是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责权对等，获得货真价实的激励。

政策措施越给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越有力。《决定》结束了职业教育只由教育系统办的局面，开启了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新时代。

职业院校有了更多“自主权”

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倾斜和投入的增加，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但与之相悖的是，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得不到扩大，学校内部制度供给的短缺和内部治理结构设计的不完善等影响和制约着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呼声也随之高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不能用行政力量，也不能指望利益因素，而应该改革职业院校的经费保障体系、校长选拔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实现职业教育家办学，让职业教育从教者有对职业教育的高度认同，有教育的理想，安于在职业教育领域办出学校的个性与特色。

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权力？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文贤建议：一是取消专业审批制度，允许职业院校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和主导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自主设置专业。二是结合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双重特色，制定适应高职教育的教师职称评聘办法，使之有别于普通本科教育，促进高素质、高技能、可持续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三是给予职业院校教师聘用自主权，允许职业院校从企业引进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从事职业教育。四是给予职业院校收入分配自主权，使之合理配置资源，激发办学活力。

“给职业院校松绑，向职业院校放权”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正是力图给职业教育院校“松绑”、扩大院校办学自主权的有力举措。

除了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外，职业院校在内部治理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建国认为，目前，集权式管理明显，权力过于集中，管理效率不高。此外，决策运行方式简单，重大事项由学院决策，院系、职代会、学术委员会等参与度偏低。

如何推进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

余祖光评价，这不仅有利于完善现代职业院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教师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根据职业教育自身的规律，强调了职业院校的特色，为提高职业院校办学和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国家“管理”转向社会“治理”

长期以来，同普通教育一样，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由政府主导，从经费投入、人事安排、学校管理、甚至招生就业等各个环节，都能明显看到行政这只“大手”的存在。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然而，作为与与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大多有着地方特色，单一、固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往往难以对职业教育变化做出敏锐的反应。

此外，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投入要高许多。从国外职教发达国家办学经验看，要想办好职业教育，政府不能唱“独角戏”，全社会尤其是行业企业都要为职业教育发展“添砖加瓦”。 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那样：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必须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力量，为进一步激发民办职业教育的活力，要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实际上，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对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大有裨益。作为民办职业院校举办者，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认为，民办职业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灵活的办学机制等特色和优势在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实问题在于，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投入回报机制不明确等制度限制，社会资本对介入职业教育还有一些顾虑，即便一些社会人士认识到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投入保障机制，往往有热情而无动力，有想法而无行动。

《决定》的颁布为社会力量进入职业教育领域打开了大门。

《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这些都是要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葛道凯如此解读。在他看来，《决定》所探索的职教“多元”投入机制绝非一句口号型的号召，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突破真正营造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环境。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指出，要建设一个多元化的办学格局，这次一个重大亮点。怎样做好多元化办学？第一要多元主体办学，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都可以办职业教育。第二多种形式办学，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第三是多渠道筹措资金。多渠道包括政府的资金、企业的资金、各个部门的资金，还有社会捐赠的资金以及民间资本来办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社会产业变化更加敏锐，具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投入，意味着“话语权”。同样，社会力量的介入，意味着职业教育管理方式需要转变，由过去教育主管部门对职业学校的单向“管理”，转为更加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治理”模式。

《决定》提到，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基本建立，政策法规更加健全，相关标准更加科学规范，监管机制更加完善。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政策更加健全。全社会人才观念显著改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的氛围更加浓厚。

显然，在“治理”模式下，职业教育将更加“开放”，多元投入主体将依照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则”与“标准”予以运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政府“管理”模式弊端，能够增加职业教育的活力。

当然，强调职业教育投入“多元化”，以及完善职业教育“治理”结构，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政府管理。如同经济领域管理一样，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同时要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宏观调控。无论是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还是经费投入等各方面，政府都应发挥主导作用。

比如，在经费投入方面，《决定》在明确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各级政府的投入职责，如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要求地方人民政府要依法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公告制度、预决算公开制度。这些都将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地方不重视职业教育的状况。

显然，在实现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需要转变自身的职能，而其他参与主体，同样需要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从而实现各方的多元合力，共同推进职业教育管理走向科学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单强所言：《决定》最大的亮点是指出了如何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政府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要由过去计划式、指令性的方式，变成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这就必然会产生提供服务方之间的竞争，院校要想获得这样的支持，必须做得比别人好。

幼师个人职业规划篇五

（一）《光明日报》：高职教育：如何创新发展？

（二）《中国教育报》：行动计划开启高职教育发展新时代

（三）《中国教育报》：以系统创新驱动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

（四）《中国教育报》：将高职院校建成技术技能积累的资源集聚地

（五）《中国教育报》：创新发展重建设 行动方案抓落实

（六）《中国教育报》：将职业精神养成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七）《中国教育报》：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八）《中国教育报》：找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改革的关键路径

（九）《中国教育报》：以制度建设优化高职教育发展环境

（十）《中国教育报》：高职院校质量保证主体责任须落实

（十一）《中国教育报》：产业升级需要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

（十二）《中国教育报》：专业建设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着力点

（十三）《中国教育报》：把创新发展的基点落到学生身上

（十四）《中国教育报》：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人的升级

（十七）《光明日报》：高职创新发展再开新局

作者：高志研（教育部职成司）

编者按

终于，教育部正式发布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简称《行动计划》），这是今后一个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界发展的路线图。对于贯彻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有关要求、深入推进改革发展，意义重大。今天，我们编发此稿，就是希望激发高职教育领域的思考、认识和行动，理解和实施《行动计划》，为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发出先声。

日前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紧扣住了目前高职教育的时代使命，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困难挑战，规划设计了一系列政策制度和任务项目，从战略高度来理解，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词：挑战、行动、跨越。

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机遇期。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高职发展至少面临八个方面的现实挑战。

顶层设计初具雏形，如何落细落小落实。2014年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已初具雏形。要切实推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决定》规定的各项政策、标准、任务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落地生根、发挥作用，建章立制、制定标准、完善政策必须转入落细落小落实的新阶段。

规模扩张已达极限，如何强化内涵建设。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决定后，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10年以来，高职教育规模基本稳定，年招生数在320万人、在校生数在980万人、校均规模在6000人左右窄幅震荡。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跨过规模扩张的历史阶段，开启了以强化内涵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新征程。

考试招生不断变革，如何应对生源多样。据统计，2014年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人数达到151万，占高职招生计划总量的45%。《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明确提出，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2017年成为主渠道。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导致高职院校生源类型呈现多样化、多元化趋势，高职院校必须积极应对这一挑战。

自主办学逐步扩大，如何强化科学管理。《决定》明确要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推行管办评分离、强化督导评估。这是一种“政府指路学校走”的新模式。高职院校要用好办学自主权，迎接新型管理模式挑战，必须强调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校际竞争日益激烈，如何突出质量特色。高职院校需要着眼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立足自身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特色化发展，在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应用技术协同创新等领域打造“人无我有”办学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必须突出质量和以特色求生存、谋发展的新阶段。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如何应对形势变化。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在提供了先进的教育教学手段和技能的同时，也促使教与学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职院校要有效应对，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中心，推进教与学的双重改革。

多元主体参与办学，如何深化多方合作。在推进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深化多方合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建设还不成熟；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等。各方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合作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

财税体制深化改革，如何强化省级统筹。省级政府承担统筹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职责，如何准确定位中央与省级职责分工，切实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如何引导已拨付的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使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全面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直面并要切实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要落实行动

5项任务和22个项目，各地可结合实际需要“认领”不同的任务和项目。教育部将本着“有预算支持的优先、实施方案可操作性强的优先、预期成果量化程度高的优先”原则，在总体规模内择优安排各地承担任务与项目，并通过信息化平台进行项目过程管理、监控与绩效评价。

打造优质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一是以优势学校建设引领高职教育整体发展。优势学校与已经建设的示范（骨干）校相比要求更高，要求办学定位准确、专业特色鲜明、社会服务能力强，在技术创新、杰出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处于领先水平，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综合实力。二是以骨干专业（群）建设推动院校内涵发展。国家级的骨干专业建设将优先在紧贴产业发展、校企深度合作、社会认可度高的专业中遴选，引导高职院校整体提升专业水平，服务国家重点发展产业，提升技术协同创新水平。

做大优质教学资源。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行动计划》主要通过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两个国家级项目带动和构建国家、省、学校三级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力争经过三年建设，为实现《决定》“所有专业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到2018年，规划在建及验收国家级项目达到100个左右，并带动不少于200个省级资源库和数百个校级资源库建设，基本形成三级资源库建设体系。

完善高职教育结构。目前，高职教育结构的国家层面设计基本成形。在这一框架体系下，《行动计划》强调：一是推进高等学校分类管理，系统构建专科、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二是持续缩减本科高校举办就业率（不含升学）低的高职教育规模，鼓励各有所专、错位发展，保留专科高职发展空间；三是开展设立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可行性研究。《行动计划》提出了“接续培养制度”概念——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应届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的制度，并从标准体系制定、专业设置与目录管理、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设计等方面，对完善接续培养制度提出具体要求。

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一是通过探索高职职业院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激发办学活力；二是为各种所有制资本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提供更多机会，优势互补、汇集资源；三是优化公办职业教育资源、增强公办高职的带动力和影响力。而作为职业教育的新鲜事物，“混合所有制”需要整个高职界在现有政策框架内不断探索，以成功经验带动整体发展。

健全质量保证体系。《行动计划》明确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修订《高等职业院校专业目录》和《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促进高职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发展、职业变化更加吻合。二是建立人才培养工作诊断改进制度。三是完善质量报告制度。在实事求是、客观真实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质量报告的量化程度、可比性和可读性。

提升院校治理能力。《行动计划》以高职院校章程建设为统领，明确要建立健全依法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高职院校治理结构。而着力点有三：深化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和董事会，发挥咨询、协商、审议与监督作用；发挥学术委员会的重要作用。

提高资源保障水平。鉴于部分地区特别是地市主办的高职院校经费保障水平仍然较低，《行动计划》进一步强调“各地应引导激励行政区域内各地市级政府（单位）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生均拨款制度要覆盖所有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而兼职教师应以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为主，并主要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任务；同时，《行动计划》强调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形成组织保障合力，落实相关主体共同参与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责任。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行动计划》要求高职院校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要求，助力优质产能走出去，增强中国影响和彰显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广泛参与国际职业教育合作与发展，发出职业教育的“中国声音”；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标准、专业课程、教材体系和数字化教育资源。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当前，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诸多薄弱环节和难点，尤其是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高职教育基础能力薄弱，东西部高职教育发展不平衡。《行动计划》强调以“科学规划”、“立足当地”、“对口支援”、“综合改革”支援困难地区高职院校提升办学能力和培养水平。

研和技术服务收入达26亿元，校均210万元，其中超过1000万元的有近60所学校。《行动计划》提出，要将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成为区域内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资源集聚地，配合“中国制造2025”，主动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产业发展，调整专业结构，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实现全新的跨越

《行动计划》描绘了今后三年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蓝图，需要高职界凝聚共识，积极行动，形成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巨大合力。未来几年，高职教育战线要以贯彻落实《行动计划》要求为工作主线，切实推动高职教育在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办学状态等方面实现重大转变，呈现全新发展面貌，实现全新的跨越。

发展动力：由政府主导转向院校自主。《行动计划》贯彻落实国家教育体制综合改革要求，明确了诸多保障院校自主权的政策举措。各项任务和项目并不强制承担，而是由地方和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自愿提出自主安排。广大高职院校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切实体现改革创新的主体作用，实现发展动力由政府主导向院校自主的转变。

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建设。随着《行动计划》实施，高职院校应准确把握发展模式的变化，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把资源配置和工作重心转移到教育教学改革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上来，向内挖潜，整合资源，优化结构，夯实基础，练好内功，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

办学状态：从相对封闭转向全面开放。《行动计划》要求高职教育继续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面向社会构建开放的办学体系，面向行业企业建立开放合作的机制，面向多样化生源实行开放性教学，面向终身学习需求建立开放性的学分积累、认定与转换机制，通过开放办学及时应对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增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评价内容：从硬件指标转向内涵指标。评估评价是教育发展的指挥棒。《行动计划》从关注硬指标的显性增长转向关注软实力的内在提升，重在引导高职院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高职院校要健全内部质量评价保证机制，实施对教学基本状态的常态监测，实现自我及时诊断、随时改进。

教师队伍：从学历职称转向双师结构。《行动计划》提出了加强高职双师队伍建设的系列措施，支持高职院校聘用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担任专兼职教师，推进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鼓励高职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提升双师素质，优化专兼职教师结构。

社会服务：从教学培训为主转向教学培训与应用研发并重。目前，高职院校获取的技术服务性收入超过26亿元，但主要停留于教学培训层面。《行动计划》强调院校要做到教学培训与技术研发并重，建立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的机制，通过技术研发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社会服务的层次。而各行业企业要成为学生教学和训练的主要场所、教师双师素质锻造和科研的平台、校企合作和生产服务的基地，成为教师在技术研发方面进行社会服务的重要窗口。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步入更高起点的发展新阶段，随着《行动计划》的深入实施，高职教育必将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激发发展活动，提高发展质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教育部日前发布《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强院校办学活力、加强技术技能积累、完善质量保障机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等五大行动，强化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开启了我国高职教育整体质量提升的新时代。

行动基础：示范校建设形成创新发展共识

过去10年，是国家示范高职院校项目建设引领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10年，是奠定高职教育创新发展重要基础的10年。2005年国务院提出重点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提升这些学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能力，促进它们在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和机制中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全国职业院校办出特色，提高水平。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联袂发布，明确要求示范项目建设院校在办学实力、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办学效益和辐射能力等方面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专兼结合专业教学团队、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创建办学特色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注重建设、注重改革、注重行动、注重绩效，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的重要经验。2010年启动的第二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即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更是将示范项目建设中发现的体制机制、环境政策、教师资源和服务能力等制约因素作为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方面，丰富了示范建设项目的内涵，增强了引领和辐射功能。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的实施，明确了方向，凝聚了共识，强化了政策导向，助推一批优秀高职院校成为“改革的示范、发展的示范和管理的示范”，显示出空前活力和勃勃生机。

示范高职项目建设10年已经过去，面对新时期新要求，《行动计划》将“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才培养的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持续提高”作为行动方向，要求以示范引领整体发展，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幅提升技术创新服务能力，实质性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学校对地方和产业发展的贡献度。

行动方向：立德树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行动计划》提出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开展优质学校建设。

经验，更注重在服务我国企业“走出去”中发挥重要作用；十是优质的社会认可水平，基于职业教育的跨界特征，高职院校整体发展更需要得到政府、社会、行业企业和学生家长的认可。

行动举措：高职质量整体提升阶段的新任务

面对未来，《行动计划》将高职教育“服务中国制造2025的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显著提升，促使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成效更加明显，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日臻完善”作为我国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了65个工作任务和22个建设项目，为推动高职教育“十三五”期间的改革发展和提升整体质量明确了工作重点、明确了责任单位、明确了时间节点，既有感召力，又有可操作和可监测性，形成一系列亮点，使高职教育更具特色。

《行动计划》强调整体提升，将提高区域高职教育的均衡度作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行动计划的重要落脚点，强化院校布局优势，提高服务区域发展能力；利用信息化提升，将“构建国家、省、学校三级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体系”作为高职教育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的重要行动；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将持续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作为高职教育国际交流的重要任务；重视社会形象提升，将完善质量年报制度作为“完善质量保障制度”行动的重要举措；强化举办方责任，将建立诊断改进机制作为完善质量保障制度的重中之重。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明确部署，《行动计划》则是指导和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开启新行程的路线图。“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三年行动仅仅是个开始。我们期待下一步的任务和项目能够得到有序、协调地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服务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更加完善，高职教育发展质量得到整体提升。

面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变化等形势，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下，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点服务中国制造2025，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但是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不久前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简称“行动计划”），直面教育结构和办学类型转变、学校章程和内部治理结构等高等职业教育深层次问题，确立了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为高等职业教育制定了发展指南和工作路径，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政府的政策扶持、统筹协调和保障力度持续加大。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落实生均拨款政策，提高经费保障水平。要求生均拨款制度应当覆盖本地区所有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学费收入必须优先保证基本教学支出，保障基本办学条件、提升内涵建设水平、支撑院校综合改革。提出2017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不低于12000元的刚性要求，确保高职院校能开得起机器、用得起材料、走得出校门，实现可持续发展。

行动计划要求地方政府在安排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制定支持政策和购买社会服务时，需要将企业举办的公办性质高职院校与其他公办院校同等对待；探索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和要素参与高职院校改革，增强办学活力。行动计划支持地方和行业引导、扶持企业与高职院校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试点。行动计划加强了国家在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统筹、引导和协调作用，建立和定型东中西部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东中部地区高职院校通过托管、集团化办学等形式，对口支援西部职业院校。行动计划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鼓励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加强政策对话，发出职业教育的“中国声音”，同时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扩大“中国影响”和彰显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

二是生源更加多元和合理，培养质量和社会声誉将进一步提高。

职业教育的学历瓶颈影响了青少年学生选择和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制约了中高职毕业生的上升通道和职业选择，无法满足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成长的需求。在推动中国企业和技术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本土人才培养也遇到了层次瓶颈。因此，招生制度改革无疑是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

行动计划强调健全和规范“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学校在招生中采用多元综合评价形式，逐步实现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接续与贯通，为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提供多种选择。此举有利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和外在需求。

行动计划力求遵循职业人才成长规律，健全职业教育接续培养制度。强化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的主导作用，推动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推动产学结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研究设立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力图解决好高等职业教育的“入口”“出口”和“跨界”等问题。行动计划还推进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搭建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继续教育融合发展平台，探索构建更加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行动计划落实了职业教育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责任担当。对于职业精神培养重要环节的道德教育，提出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加强理想与信念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校园文化教育等，实现人文素质与职业素质的同步提升和协调发展。行动计划强化和凸显了高职院校在传承和保护工业文化、民族文化和民族工艺方面的职责和地位，要求依托职业教育体系保护、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工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支持高等职业院校加强民族文化和民间技艺相关专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

三是高职教育更加标准化和科学化，发展能力将得到更大提升。

构建专科、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制定高职院校建设标准、专业教学标准、教师资格标准、绩效评价标准等。

行动计划中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引领性的工作是要完成高职院校章程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章程的制定要求学校从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出发，在客观全面梳理学校历史的基础上，凝练学院文化；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需求的背景和全球教育视野下，审视学校的现状和实际，规划和制定学校的愿景和目标；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明晰和界定学校内部各组织和成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适合于本校发展的治理结构和体系。

人事制度改革是高职院校发展中的一个难点。行动计划要求根据教师岗位性质，推行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按岗聘用、竞聘上岗，以此提高双师素质和改善双师结构，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为促进高职院校建立和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行动计划给出的抓手是完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制度和诊断改进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宏观调控、院校自觉保证、社会广泛参与，教育内部保证与教育外部评价协调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机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治理体系。行动计划通过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挖掘，了解和预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现状及趋势，提升高职教育宏观管理能力，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提供决策依据，有效满足政府、学校、社会公众的多样化信息需求。

通过行动计划的实施，相信在全社会将进一步树立“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形成融人文素养、职业精神、职业技能为一体的育人文化，进而实现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这一核心目标。

（四）将高职院校建成技术技能积累的资源集聚地

——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系列笔谈之三 【《中国教育报》2015年11月26日第9版】 作者：朱厚望（湖南省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教育部颁布《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旨在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服务“中国制造2025”的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行动计划对高职院校加强技术技能积累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首次明确提出将高职院校打造成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资源集聚地，更加注重技术技能积累在服务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专业对接产业，夯实高职院校技术技能积累的基础。

把高职院校建成技术技能积累的资源集聚地，专业与产业对接是基础。一是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对接“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发展产业，优化专业结构，明确高职院校办学定位，调整服务面向以及专业建设方向，实现专业体系的重构。二是要构建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紧跟产业发展趋势、行业产业发展要求，及时撤销与区域经济及产业对接不紧密专业，新增产业发展急需专业，确保专业与产业升级同步协调。三是要推进专业集群化发展，按照“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的原则，构建专业集群，并以品牌专业、特色专业、精品专业为引领，辐射带动群内其他专业发展，实现专业的集聚效应和产业链的全覆盖。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之后，高职院校一方面要使教学内容对接职业岗位标准，为企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要坚持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为行业企业在职员工提供多渠道、多形式的终身学习与培训服务。

深化校企合作，丰富高职院校技术技能积累的实践形式。

校企合作共建技术积累创新联合体不仅能够将学校打造成资源集聚地，为技术技能积累提供创新驱动的平台，还将促进校企资源共享和服务企业发展。一是“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针对校企合作缺乏桥梁问题，行动计划强调学校、行业、企业多方联动，支持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建立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学校应采取积极能动的行为去全力促成，推进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学校还要站在服务产业发展的高度，专注并致力于技术技能的传承和应用，育人与技术服务并重，推动技术技能积累机制和制度的构建。二是“鼓励校企共建以现代学徒制培养为主的特色学院”。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是多方的技术联盟，混合制二级学院则是多方产权混合，校企合作共建，从而使校企以更加紧密的合作实体方式促进技术技能积累。以混合制二级学院为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切入点，使我国民间师徒传授式技术技能积累模式与高等教育接轨，将技术技能积累模式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如此奠定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的发展基础。三是支持学校与企业合作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当前高职院校缺乏技能大师，学校应在政策大力支持下，主动与企业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行业中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公认的高水平能工巧匠合作，建立股份制大师工作室，发挥其在人才培养、技术技能传承、应用技术开发与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四是推进集团化办学。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省级以上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高等职业院校等，围绕区域经济和行业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牵头组建各类职业教育集团，发挥职业教育集团在促进技术技能积累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人员互聘、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探索建立基于产权制度和利益共享机制的集团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

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创新高职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尚处于探索阶段，行动计划为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试点指明了方向。一是推动政行企校多方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地方政府探索实施现代学徒制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行业开发现代学徒制的各类标准，企业探索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有效途径、运作方式和支持措施，学校探索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制度。二是发挥企业在校企协同育人中的主体作用。现代学徒制的育人主体为学校和企业，责任主体也应转变成学校和企业，让企业承担育人的责任、风险和义务。三是高职院校采取单独考试办法从企业中招生。行动计划鼓励企业参与学校招生，赋予高职院校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中的单独招生自主权，并规定现代学徒制的招生对象可以是企业员工。四是技术兵种与高职院校联合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将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纳入现代学徒制培养范畴，军地共同参与士官招生育人的全过程，促进军民融合、协同育人的深度发展。

加强应用科研能力建设，深化高职院校技术技能积累的内涵。

指明行动方向。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传播与实践现有应用技术的同时，加强应用科研能力建设，担负起技术创新的责任。要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科研定位，将自身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要素紧密结合，主动参与区域企业的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甚至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规划、技术评价，将校企合作的范围从人才共育拓展到技术共研，真正使自身成为科技成果的辐射源，乃至成为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依靠力量。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强化高职院校技术技能积累的底蕴。

当前，我国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不仅需要大批技术过硬的工匠和技术工人，更需要工业精神的弘扬和工匠精神的培育。行动计划把“技艺传承创新”作为深化校企合作发展、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活动的核心内容，把“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与工艺”作为促进文化传承创新与传播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技术技能积累不仅仅是工艺技术的传承，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累，有文化、有深度的技术才会更有生命力。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文化传承创新这一基本职能的发挥中彰显“专注、执著、向善”的工业精神，注重与产业、行业、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与衔接，在“文化育人”的理念下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具备精益求精、专心敬业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要把“推进技术技能积累”和“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有机融合在一起，在文化传承创新中提高育人水平，在文化育人实践中切实推动技术技能积累。

（五）创新发展重建设 行动方案抓落实 ——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系列笔谈之四 【《中国教育报》2015年12月3日第9版】 作者：李进（上海杉达学院校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

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是提升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水平，落实职教战略地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行动计划充分体现了遵循职业教育规律、深入实施综合改革、全面服务国家战略的建设高度。

首先，从行动计划的目标看，有四个重要指向，即体系结构更加合理、服务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完善、教育发展质量持续提升。通过几年建设，在国内教育舞台上，高职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引领地位将更加凸显，整体实力显著增强，院校治理能力明显改善，产教融合成效更加明显，国家标准体系更加完善，技术技能积累机制初步形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在国际教育舞台上，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制基本形成，对周边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持续扩大，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

治教育质量”的任务中提到，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等。

再其次，从行动计划的保障措施看，既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制度保障和社会责任，又充分体现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举措；既强调制定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度和标准，并逐级落实责任，又强调将制度的建设与落实内化为责任主体的主动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体现出治理现代化的较高境界。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

目标和任务明确后，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是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组织实施。行动计划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即政府推动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顶层设计与支持地方先行先试相结合，扶优扶强与提升整体保障水平相结合，教学改革与提升院校治理能力相结合，涵盖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五个基本要素——教育定位、培养模式、教学条件、治理水平、政策环境，核心是协同创新和机制突破。

一要明确创新发展的目标。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的总目标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整体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形成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合理版图，与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与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有机融合并协同发展，主动面向区域支柱产业、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二要明确创新发展的内涵。要在行动计划的实践中，形成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改革创新的经验。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高职教育作为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必须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深化专业内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改革，开展与人才培养和教师能力提升相结合的应用技术研发，注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创新，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提升高职院校治理能力。

三要明确创新发展的路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的根本特征，也是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根本路径。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要列入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规划中，融入区域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整体步骤中，教育与社会各界形成推进创新发展的共同主体。政府依法统筹发展，院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同时，坚持高职示范引领的发展路径，形成部分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优势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职业院校骨干专业特色发展、中高职和中本贯通试点发展的格局，推进职业教育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

如何将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意图转换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模式，转换为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实践，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各界以及第一线的教育管理者及教师去实践探索，行动计划是指导和推进高职教育下一阶段创新发展的路线图。

首先，要加强战略定力。行动计划是一个完整的阶段工作，蕴含着国家战略、区域战略、集团战略、企业战略、学校战略等，并以共同的战略目标作为统领。在落实过程中，追求战略目标的坚定、实施战略任务的坚决和选择战略路径的坚持必须贯穿始终。

其次，要加强治理能力。行动计划列出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的具体工作任务与实施项目细化一览表，共65项工作任务与22个实施项目，从工作任务、负责单位及协调配合部门、时间进度三个维度进行了分解落实。这一行动方式，以目标引领和精神感召协调各方力量，汇聚多元主体进行顶层设计，明确任务，先行先试，调动各方积极性逐项落实到位，形成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新格局，体现出高职教育治理的现代化。

再次，要加强协同合力。行动计划以指导思想的价值目标和行动计划的成效目标，展现出职业教育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高职教育示范引领的拉动作用，必将唤起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热情和对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期盼，进而形成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解放思想、协同创新，突破部门利益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短缺，形成发展动力，共同完成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建设任务。

作者：董刚（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天津职业大学原校长）

未来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已不仅是“实践性、操作型”的技能型人才，而更加注重具有良好职业精神和道德素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不久前教育部发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简称“行动计划”）中专门强调，要将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相融合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对职业精神养成的独特作用，推进优秀产业文化进教育、企业文化进校园、职业文化进课堂，将生态环保、绿色节能、循环经济等理念融入教育过程”。只有通过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力度，积极构建基础知识、专业技能、职业素质、职业精神全面均衡的课程培养模式，将职业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才能真正落实行动计划的要求。

一要将职业精神元素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高职院校要改变当前高职教育课程的工具性倾向，将职业精神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中，关注人的价值存在，实现知识技能的工具性和精神性相统一。要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坚持知识学习、技能培养与品德修养相统一，将人文素养和职业素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专业课与文化艺术类课程的融合，综合考虑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确定课程目标，在每个环节融入职业精神元素的培育。要保障“基础课程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1/4”的要求，拓宽专业课平台，同时搭建类型和形式多样的满足学生发展的公共选修课平台，注重在各类课程平台融入职业精神元素，既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又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

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和就业指导等课程在职业精神培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针对高职院校的特点和高职学生的认知行为特点，明确职业精神培养目标，改革和完善职业精神教学内容，创新职业精神培育的途径和方式，探讨有效的考试考核方式。通过教学和引导，使学生了解职业精神的基本要素，职业精神核心修炼的内容，明确职业精神的特质，提高对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责任的认识，从而在主动学习职业技能的同时，深刻理解职业精神的重要意义。

二要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强调企业经历的纳入。

职业精神的培育师资是关键。要培养高职人才的职业精神，应建立起一支具有丰富企业经历、能够彰显企业元素的师资队伍，并在教学实践中融入职业精神的内涵要素，营造逼真的职场环境，在学训过程中不断地积淀和熏陶。要建立高职教师轮训制度，完善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事业单位实践制度，并推动学校与企业共同培训教师。加强以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为主，主要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任务的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完善行业企业人才到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相关政策，将企事业单位兼职教师任教情况作为个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要将“教学做一体”理念落实到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中。

首先，以岗位职业能力分析为基础，归纳出岗位职业活动中职业精神的构成要素，作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依据。其次，贯穿专业教学，建立教育、教学融为一体的职业精神培养体系，将职业精神养成落实到校企共同设计、共同实施、共同评价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在课程教学、项目实训中精心设计培养内容，尤其是职业精神的全程渗透、技术要素的有机融合。同时，还要把隐性教育嵌入学习过程，通过“第二课堂”形式的职业活动来促进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

四要将强化生产性实训体现在校内实训中。

校内生产性实训是深度的实践教学，可帮助学生将实践操作和理论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在校内实训教学中，学生感受到的是贴近职业岗位的教学环境，使用的是与生产一线相接轨的实训设备，这种身临其境的氛围，会对学生人生观、职业观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并促进职业素养全面提高。校内生产性实训中企业技术的融入以及企业化管理，会使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并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化地促进职业精神要素的养成。

五要将企业制度文化应用到顶岗实习中。

通过校外顶岗实习，使学生在顶岗中了解工作的特点与规律，学会遵守相关的职业规范，懂得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从而真正实现校企对接，在实践中使学生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得到有效培养。要严格按照顶岗实习企业的相关规范进行管理，严格实行考勤和员工管理制度，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养成遵守劳动纪律的习惯。要对学生的顶岗实习采取阶段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把握学生遵守纪律的情况、团队精神和创新举措等，把职业规范内化为职业精神的养成。通过体验岗位的真实性、复杂性，经历真实的岗位、真实的身份、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感受，让学生在顶岗实习中领悟出职业精神在职业活动中的真谛。

六要将行业和企业文化融合在学校和专业文化营造中。

营造体现行业和企业元素的学校和专业文化，有助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理想与职业归属感的培养。高职院校要将职业文化建设中隐性资源（精神层面的氛围）和显性资源（物质层面的设施）进行有效结合，提升校内职业文化对职业精神养成的影响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如通过专题报告、简报板报、创新创业大赛、文化艺术节、广播电视、网络多媒体等多种形式，营造良好的职业精神教育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主阵地作用，积极创建各种学习型、创新型社团。通过多种社会实践提高学生的职业意识与素养。社会实践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和宽阔的渠道，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成为培养高职学生职业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提倡以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交往、学会包容、学会竞争和合作，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自强、自立意识，培养职业精神。

高职教育作为较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其专业设置的基本依据是职业岗位或岗位群对人才的需求，这种职业指向决定了高职教育必须坚持“职业精神养成与职业技能培养兼顾”的理念，也就是让受教育者既要具有所从事职业的技术应用能力，还要具有所从事职业特有的职业精神，从而为毕业生实现就业和就业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七）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系列笔谈之六 【《中国教育报》2015年12月17日第9版】 作者：李洪渠（武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是高职战线贯彻落实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面向“十三五”改革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必须精准领会其要旨，明确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创新发展是新常态下高职教育的必然选择

时代呼唤高职教育创新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和世界各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职业教育，必须主动认识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通过创新将办学要素重新组合，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办学活力，不断提高在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中的人力资源保障水平。高职教育是以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主阵地，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必须更加自觉地担当起引领职业教育发展、进一步提高服务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国家战略的能力。

问题倒逼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在经历了近20年以追求快速和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式发展之后，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尴尬。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生源市场逐年萎缩，部分省市、少数院校出现“生源荒”；不少高职院校办学理念相对封闭、滞后，管理水平较低；人才培养模式僵化、单一，学生综合素质不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等。改变这一现状，因循守旧没有出路。以创新推动高职教育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广大青年打开通向成才成功的大门，升级职业教育价值创造功能的迫切要求。

创新发展的“引线”是质量，导向是服务能力

划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高职教育的“病灶”开方，将提高质量放在了突出位置。通观行动计划全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质量持续提高”成为贯穿始终的鲜明的主线，“质量”一词当仁不让，成为出现频度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从这个意义上几乎可以说，行动计划不仅是行动路线图，更是质量宣言书。这对于指引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将资源配置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无疑将起到及时、强大的导向作用。

高职院校立足区域发展，结合实际抓落实

行动计划犹如一幅高清“全景图”，清晰地界定了国家、社会、行业组织和高职院校在协同推动高职教育创新发展中的任务。那么，高职院校如何立足区域发展、结合自身实际抓好落实呢？这就提出了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着力点问题。

着力点一：创新办学发展理念，提升社会贡献力。行动计划将“服务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明确提出优质专科高职院校要“提升学校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将“社会贡献”和政府规划、办学质量一起，作为激励和促进民办高职教育发展的依据。行动计划对“贡献”的关切，理应引起高职院校足够重视并加以深入解读。

着力点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落实全面质量观。行动计划对质量的关注无以复加，这一顶层设计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落地”，首先需要的仍然是观念的突破。人才培养质量无疑是衡量办学水平最重要的标准，高职院校必须贯彻全面质量观，使受教育者在知识、能力和素质各方面都有必须的增量，不带着明显的缺项进入社会。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在突出“职”的特色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对“高”的追求，凝练形成融人文素养、职业精神、职业技能为一体的育人文化。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落实全面质量观，还应面向全体学生、帮助每个学生在自身基础上获得全面发展。

着力点三：创新合作发展机制，推进校企一体化。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成功的基石，离开这一基础平台，职业人才的成长就只能是缘木求鱼。行动计划从优化政策环境、创新实现形式等方面对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促进产教融合发展设计了明确而具体的路径、任务。如研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等。

着力点四：创新师资建设途径，促进教师“双师”化。行动计划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改进教师管理”两个方面明确了今后三年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路径及要求。对高职院校来说，既有可喜的机遇，也面临刚性的指标要求和现实挑战。机遇在于获得了源头参与和自主管理的机会，挑战则在于兼职教师的建设管理。囿于人事管理权限等，兼职教师队伍的管理堪称高职院校的隐痛：少不了、难管好，这急切呼唤高职院校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也寄望于校企合作促进政策尽快出台。

着力点五：创新教育教学手段，积极拥抱信息化。信息化的巨浪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猛而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高职院校唯有主动张开双臂紧拥信息化，抓紧抓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提升教师队伍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学校信息化管理水平等，获得与时代共舞的资格，赢得后发先至的机会。

（八）找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改革的关键路径 ——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系列笔谈之七 【《中国教育报》2015年12月24日】 作者：崔岩（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近期发展描绘了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也是推动我国高职教育事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书、军令状。

高职院校的最终“产品”体现在学生身上，学生就业成长的竞争体现了高职教育的竞争力。如何在推进高职院校创新发展进程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行动计划指明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改革的关键路径。

加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改革保障水平。高职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改革需要耗费大量的改革成本，要有完善的经费投入机制。行动计划在“完善质量保障机制”内容中明确提出，要“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政府应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该制度应“覆盖本地区所有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到2017年，“本省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平均水平不低于12000元”。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加大经费统筹力度，依法制定并落实高职院校生均经费拨款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此外，还应加快高职院校用人机制改革，扩大高职院校在人事管理、教师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高职院校依法制定大学章程，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建立学校、行业、企业和社区等各方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依法管理学校，独立运营学校，减少行政干预；建立企业技术人员与高职院校教师相互兼职制度，优化师资队伍；加快高等职业院校用人机制改革；扩大高职院校在人事管理、教师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

建立和创新系统化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明确高职教育定位，把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劳动者等技术技能人才作为目标，把服务于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技术技能积累作为使命。

大力开展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培养，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构建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各个层次的立交桥式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技能人才培养的制定过程和实施控制过程，提高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就业满意度，增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匹配度。

推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以提高培养质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标准贯穿于教学、实训、实习和实践全过程。促进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任务导向等教学模式成熟，加大实习实训在教学中的比重。通过授权、委托等购买服务的形式，明确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责任，推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养成相融合，坚持以育人为目标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以能力为核心的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制度，弱化学历证书的社会效应。建立企业和高职院校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学徒制培养机制，促进校企一体化建设。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衔接体系，深入调研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技术进步等企业和社会需求，联合就业需求单位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技术技能标准。强化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相衔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衔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相衔接，同时贯通中职和高职教育以及本科职业教育等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过程和内容等方面的衔接。“推进优秀产业文化进教育、企业文化进校园、职业文化进课堂”，科学提升人文素质，加强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将人的全面发展理念贯穿于终身教育中。

行动计划的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解决显性的现实问题，更要积极探索解决制约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隐性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要妥善处理和把握好各种关系。首先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一方面，行动计划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

幼师个人职业规划篇六

摘 要 以“落实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精神，科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为主题的第九届中青年职教论坛于2014年底召开。对会议提交论文和主题发言的整理发现，可以将会议核心论点概括为如下几方面：普职融通、中高职衔接、应用型本科转型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发展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融合的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创新点;职业学校办学体制创新和校企深度融合是职业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建设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是职业技术教育学未来发展的核心任务。

关键词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学徒制;办学体制;校企融合;学科建设

2014年12月27～28日，第九届中青年职教论坛在石家庄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落实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精神，科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会议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与发展策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课程衔接体系建立”“产教深度融合的模式与路径”“学校管理模式改革与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立”“职业学校校长与教师培养体系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制度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分为中青年论坛、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研讨会、博士研究生沙龙、硕士研究生沙龙四个部分。会议共收到论文120余篇，来自全国各地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40多名研究者作了主题发言。本文旨在对相关主题发言及提交论文中的重要观点进行概述和评析。

根据国家政策部署，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最终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有20余位代表提交了论文，多位青年学者作了学术交流。

天津大学贾旻博士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特点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融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演变也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过程：职业教育被纳入国家体系——确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平等地位——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融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课程内容上的渗透、整合，表现为职业技术以及职业课程作为一个体系贯穿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的实践路径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机构组织形式上，不同教育机构相互协作、企业积极参与;在学校管理运行上，完善分系统构建国家资格框架体系。

与普职融通相对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纵向衔接。沈阳师范大学蒋春洋副教授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介绍了中高职衔接的模式。一是日本的对口入学模式，其实质是通过在高等专门学校实施五年一贯制来实现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二是英国的单元衔接模式，其实质是把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根据培养标准分为若干教学单元，对课程进行统一编排，分别属于五个阶段，即中等职业教育课程属于前三个阶段，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属于后两个阶段，通过自然过渡来完成衔接;三是美国的课程或大纲直接衔接模式，主要途径是通过对中等职业教育课程进行改革，实现其与高中后技术课程的衔接来完成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四是澳大利亚的培训包模式，根据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aqf）的标准，“培训包”也分为不同层级与资格框架相对应，每个层级的内容与相邻层级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从这几种模式出发，蒋春洋认为，有效的中高职衔接具有如下特征：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有效的政策支持、重视课程内容衔接。据此，她提出，我国中高职衔接要采取如下策略：建立并完善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制度，制定适宜的课程衔接体系。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唐林伟博士提出，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用动态的发展眼光看待职业教育的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职业教育学历层次的上升不是知识的简单累加，中职课程与高职课程的衔接关系也不是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是基于职业资格体系的等级的上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建立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但仍需保证中、高等职业教育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中高职衔接不仅是中职学生学历提升的通道，更是他们职业成才的通道。

江苏师范大学陈鹏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应基于大职教观的视野，全面考察职业教育的外部适应性、内部延展性和内“外”互通性三个基本维度。具体而言，现代职业教育应在满足经济发展的“高端性”需求、人民群众的“广泛性”需要和职业人个体的“普适性”需要等外部需求的基础上，建构包容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的前后一体化内部结构，并试图通过学科课程渗透、高等预科教育、院校合作联盟和职业精神训育等模式实现不同层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融合。

天津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闫智勇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总体旨归是，在国家层面统一标准和法制保障下构建多元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学校职业教育、社会职业培训和企事业单位职业培训齐抓并举且能互通互融，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职业继续教育一脉相承且能兼顾分流、就业和转岗换业等多种需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且能双向转换，其目的一是以多元化的办学模式解决职业教育自身在空间上的二元对立性和生产力分布的不均衡性。二是以一贯制的办学体系和职普融通、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等值互换的国家职业资格体系为平台，满足主体职业生涯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需求的多样性。

推动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绕不开的话题，很多与会人员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论证，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具体策略。江苏理工学院臧志军博士从西方高等教育产生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发展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的深层机制。他认为，可以将博雅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主义实践之间的互动作为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中国大学的问题不在于“应用性”是否足够，而在于博雅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主义实践之间的失衡。在大学中增强职业主义并不一定必须要把大学或大学中的学院整体职业教育化，也不一定必须要把大学中的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化。应该像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一样，建立起课程分类体系，将那些贴近生产实际的知识按照职业教育的逻辑进行教学，将那些在专业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按照专业教育的逻辑进行教学。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相当一部分课程的职业教育化，而不是整个学校或整个专业的职业教育化。

近年来，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学徒制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已经成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为缓解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在职业院校推行以工学结合为特征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也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关注点。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各地要高度重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如何借鉴西方现代学徒制的发展模式，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现代学徒制，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上海师范大学关晶博士介绍了现代学徒制的特征。她认为，现代学徒制的现代化特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功能目的从重生产性到重教育性;教育性质从狭隘到广泛，表现为从就业培训到职业教育、从非正规培训到正规教育、从终结教育到终身教育;制度规范从行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表现为国家法规的保护、国家机构的统筹、课程框架的统一、认证资质的通行;利益相关者机制从简单到复杂，表现为跨部门合作机制、培训合同的约束、多方严格的监督;教学组织从非结构化到结构化，表现在教学场所上，现代学徒制通常包括职业学校和企业两方面。她强调，我国应从一种更广泛的视野发展现代学徒制，把现代学徒制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重要方式，特别是面向农民工开展现代学徒制，将其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为农民工搭建一条与职业学校教育并行的职业生涯发展通道。与这一观点相吻合，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田立博、赵宝柱在提交的文章《从现代学徒制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中也提出，可以将现代学徒制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的路径。

对于现代学徒制概念的理解是会议的重要关注点。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张霞在提交的论文《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现代学徒制的思考》中提出，现代学徒制是传统学徒制与现代学校职业教育的结合。其既继承了传统学徒制中技能传承的特点，又增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是适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清华大学王喜雪博士后在提交的论文《我国现代学徒制内涵解析和制度建构》中提出，现代学徒制是企业本位、基于工作进行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其综合了学历职业教育和在职职业培训的优点，是在传统学徒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于工作的学习是现代学徒制的本质特征。现代学徒制在我国的构建，不能单纯依靠教育部门，必须是由政府主持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

河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王辉对英国近年来的高等学徒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介绍说，2005～2014年间，英国高等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经历了从初起到初兴，再到勃兴的发展历程。近年来，英国高等学徒制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正成为英国企业界人才引进的关键路径。2013年，英格兰地区54%的青少年已将高等学徒制视为个人发展的首选路径。他认为，英国学徒制的勃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人才培养框架日益完善，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以及政府政策和行动的大力支持。借鉴英国的经验，我国应重视学徒制的发展，吸收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采取措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实现校企深度融合。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和实施的关键环节，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实现紧密型的校企合作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点议题。

南京师范大学刘家枢博士作了主题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的模式与路径思考”的主题发言。他指出，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应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混合所有制是推动企业成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职业院校成为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经济组织，其内涵就是产权发生革命性结构变化，由单一所有制主体办学，转变为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投入、建立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经济主体共同实施职业学院决策、实施、评价、改进的新型办学主体，建立新的产权结构。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可以采用如下模式：公办高职院校与外资企业联合组成混合所有制办学体;公办高职院校与国内私营独资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办学体;民办高职院校与公办事业单位联合组成办学体。

沈阳师范大学张淼提交了《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论文。文章提出，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就是职业学校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为协调各种职业学校办学及教育教学中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制定的一系列规范体系。建设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就是要构建一系列有效协调各主体行为及其关系的制度体系，具体包括：简政放权的行政管理制度，多元办学和投资体制，民主决策的现代职业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国家统筹、法治推进的校企合作制度，完备灵活的职业学校课程制度，以人为本的现代教学制度。

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多名研究者围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进行了深入阐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聂伟博士认为，职业教育责任属于企业最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有内外之分。企业将内生责任前置到职业院校，转化为外部责任，成为当前政策环境下校企合作的契合点和有效途径。这种途径以订单培养为具体实施形式，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还使其争取了相应权利，积累了社会资本，从而激发了企业参与学校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成为校企合作的典型模式。天津大学张驰博士提出，职业院校自身难以胜任综合性职业能力培养的责任，高等职业教育学习者的职业能力培养应走产学研一体化的路径，将多元主体纳入职业能力培养体系之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祝成林提出，产教融合是指产业和职业教育融为一体，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共同承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责任，发挥育人双主体地位。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内容选择等方面的产教融合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天津大学祝士明教授在提交的文章中提出，校企有效合作是职业院校和企业共同发展的源泉，互惠双赢是职业院校和企业有效合作的基础。天津大学陈胜博士提出，校企合作中，政府是主导者，行业是指导者，企业和职业院校是直接参与者。实现校企合作的功能，关键是形成政府、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的利益共同体。

作为论坛的重要一部分，会议还专门召开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来自天津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就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及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意见。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闫广芬教授指出，学科发展是一种在特定学术规范作用下的科学活动，需要学科共同体成员在学术活动中保持相对的边界一致、标准一致以及行为模式一致。她强调，研究生教育是以培养“主体人”为目的的超越性教育，是以“探索为本”的创造性教育。研究生教育应着力于培养学生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坚持如下原则：原创性——研究生不仅能解决常规问题，而且通过研究、探索，提出并解决新问题。整体性——以广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基础理论形成宏大的知识背景。前沿性——研究生教育应是动态的过程，注重把科学体系中的问题和争论介绍给学生，并启发学生用科学的逻辑分析手段予以梳理判断。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徐国庆作了题为“新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创新”的主题发言，他通过介绍德国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情况，认为“如何规划学科点的师资结构、如何规划学科的研究领域、如何转换研究范式、如何使学科从边缘走向次中心”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李海宗副教授介绍了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学术性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关系。他认为，学术性硕士更加关注于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方面的培养，对学生的理论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要求更高。专业硕士在保留了学术性学位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相关理论学习的基础之上，更加关注专业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从此出发，两者在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上都有一定的差异和侧重点。如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学位，强调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因此其以“职业能力”为导向进行课程设置。

河北省职业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孙志河介绍了河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包括建立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建立研究生科研专项经费、建立职业院校联合培养基地、建立职业院校实践制度、建立职业能力提升平台，等等。

五、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所提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目前学界和政策层面的视野，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正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

首先，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角度看待应用型本科的转型问题。江苏理工学院臧志军提出的从博雅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主义等视角看待应用型本科转型问题，为当前的应用型本科转型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依据这一视角，应用型本科发展并非仅仅是高等教育分类的问题，而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不同职能定位的问题。

其次，从整个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角度看待学徒制在我国的发展问题。近几年来，学徒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很多职业院校试点推广。但是，由于社会背景与教育传统不同，我国不可能完全引进西方企业本位的精细化的学徒制实施模式，根据本次会议的相关观点，我国可以将西方学徒制的精髓，即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实现更加紧密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给学生充分的工作场所实践机会等理念充分引进到目前职业教育所有的专业教学中，而不仅仅是在某些专业进行学徒制试点。

第三，实现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管理方式制度化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提高办学效率和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引进企业化管理方式到职业学校中，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第四，建构独立的概念体系、学科框架和研究范式是职业教育学科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弱化一直是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次论坛上，朱德全教授所提出的未来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追求目标，以及闫广芬教授提出的职业教育研究生培养原则为职业教育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