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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家,杨杰的传奇人生篇一
;1937年8月2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在他的会客厅里，迎来一位身材魁梧、相貌伟岸的中国将军。他们坐定后，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就中国的抗日战争问题畅谈了5个多小时。事后，斯大林以敬佩的口吻称赞这位将军是“卓越的战略专家。”这位受到斯大林高度赞誉的中国将军，就是与蒋百里齐名的著名爱国军事家杨杰。他在几10年的军事生涯中，怀着军事救国的志向，经历了丰富的战争实践，提出了深刻的军事战略理论，为中国军事思想宝库增添了精彩的篇章。
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大理县，是一个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文化古城。1889年1月25日，杨杰就出生在这座小城一个贫苦的市民家庭。杨杰在书院学习期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热潮。杨杰情绪十分激动，每天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不断思考一些大人们考虑的问题。他对人说：“海禁开后，外交军事，无一不告失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亡国灭种。缅甸、安南、印度就是榜样。”小小年纪能说出这样的话，周围人无不感到惊异。
1905年，革命党人的活动蔓延到了云南，在大理可以看到革命党人的宣传报刊，杨杰因此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军事救国”的朦胧想法。当时他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友人宋福昌：“东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就在这一年，他从书院毕业，与同学一道步行前往昆明，投考京师大学。由于考期已过，他转考云南武备学堂被录取，从而迈出了“军事救国”的第一步。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清政府选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一年后，他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里，他与蒋介石成了同学。
当踏上日本的土地时，杨杰被一种全新的社会景象所吸引，这里军事、工业发展呈现出的活力，令他十分惊讶。他暗暗地观察日本的社会状况，研究日本的强国之道。他深有感触地说：“五、六十年前的日本，也是一个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它吃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苦头后，就派伊藤博文到欧洲留学，学到西洋人的本领，经过明治维新，把日本推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国要想御侮图存，也应该向西方学习，发展工业，富国强兵。”当时，革命党人在日本的活动十分频繁，经常深入陆军士官学校，杨杰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同盟会，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改造中国的愿望。
1911年秋，杨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炮兵科毕业。刚走出校门，就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他立即打点行装，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沪军威武军第二营营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援黔唐继尧部骑兵团长，授上校军衔。入黔时，原贵州都督杨荩诚号称10万之众，向唐继尧军发起反攻，杨杰受命率部与杨军在青溪、玉屏、铜仁一带展开激战，最终将杨军打垮，取得“黔东大捷”，被提升为旅长。此役，杨杰在军事指挥上崭露头角，得到唐继尧的赏识，时年24岁。
1913年冬，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杨杰随唐回到昆明。第二年，在同乡的介绍下，杨杰与前清光绪举人赵舒怡长女赵丕颀结婚。婚后，唐继尧为照顾其生活，派他担任了弥勒县知事。这是一个许多人都想谋取的美差，杨杰却大为不快，因为这与他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愿望大相径庭。但考虑到唐继尧的好意，他只好接受。然而，在以后的几年中，他过得并不愉快。他的岳父此时恰好也在临县担任知事，他和岳父经常一起谈论政事。有一次，翁婿二人一起游览名胜东山寺，杨杰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一副对联：“再见东山，高卧不逢谢太傅；而今南诏，忧时大有贾长沙。”上联表示他有东晋名将谢玄一样的军事才华，但遇不到宰相谢安那样的知己；下联表示他有西汉文学家贾谊一样的忧时心情，但屈居低位，救国救民的抱负得不到施展，表露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
1915年，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爆发了护国战争。对杨杰来说，这是改变生活，实现愿望的大好机会。他立即放弃了弥勒县知事的职务，拉起了一支由团警组成的、人数不多的队伍，响应蔡锷号召，加入了护国军，被编入挺进军黄毓成部，自己任该部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黄部原来没有基干力量，是由地方团警、新招募士兵组成的杂牌队伍，纪律松驰，组织涣散，武器装备简陋，只有毛瑟枪和鸟铳一类的枪械，战斗力非常低下。杨杰率部加入后，对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加强了军事训练，使官兵素质迅速提高，很快成为转战滇、川、黔地区的一支劲旅。在与北洋军的作战中，这支军队一举打败了横行云南的龙觐光部，部队扩编为护国军第四军，杨杰担任了第四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此时的杨杰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北京政府论功行赏，杨杰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获三等文虎勋章，并被调入黎元洪大总统府，任咨议兼陆军部顾问。然而，杨杰看不惯段祺瑞、黎元洪、张勋等军阀的纷争，不久就辞职再回云南，出任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官，继续他对军事理论和实践的追求。
初期的战争实践，使杨杰收获颇多，但他看到了国家在连年的混战中所遭受的创伤，深感自己军事理论的欠缺，总希望能得到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1921年，机会终于出现了。这年年初，被排挤入川的云南军阀顾品珍，羽翼丰满后杀回云南，赶走了唐继尧，掌握了云南的政权。为了增强实力，他决定考选一批现职军官、讲武堂学生、中学毕业生赴日本学习军事，并成立了云南陆军留日学生预备班。当时他听说杨杰的军事才干，聘请杨担任留日学生监督，兼预备班主任。杨杰认为，这是赴日学习的又一个大好时机，便欣然接受，并下大功夫对留日学生进行了半年的日语及基础课程培训。7月，杨杰率领20名留日学生，从昆明出发，途径海防、香港、上海，于8月初到达日本东京。他的夫人赵丕颀也同往日本。
在对学生寄予厚望的同时，杨杰也为自己制定了目标：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更深的军事理论。当时，日本政府对陆军大学考生的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其中一条是军衔必须在中尉至中校之间才能报考。而杨杰此时已是中将军衔，不符合报考条件。但32岁的他，为了进入该校甘愿舍弃一切，毅然向国内的军事当局提出申请，将自己的军衔从中将降为中校。得到批准后，他自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陆军大学的入学考试。后来，他的夫人赵丕颀也考入了日本女子大学，夫妻二人开始了艰苦的求学之路。
送走了留学生，杨杰身上的担子轻松了很多，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和研究。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举行了3年一度的陆军大演习，陆军大学的学生全数参加，杨杰被安排到东军司令部参谋处工作。在为期一周的演习中，杨杰不分昼夜，调动了全身每一根神经，密切关注着日军的动向。从演习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武器装备的改进，到各军团的布置、战略行动、战术协同，他都仔细地作了记录，并认真地加以研究。他发现，日军之所以把演习的地域选择在关东平原，原因是它把未来的战争目标确定为中国，他对此忧心忡忡。演习结束后，他把所记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想法，向中国留学人员作了详细的陈述，他结合日本的动向和中国国内的状况，力陈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性，说到激动之处，他言辞激烈，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就这样，杨杰怀着刻苦的治学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情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在以后的经历中，他之所以能在用兵上独辟蹊径，出奇制胜；讲学上究流朔源，旁征博引，原因就在于此。
1924年冬，杨杰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第15期毕业。日本天皇为表扬他在学校取得的成绩，赐予他宝刀。日本当局仰慕他的军事才能，以高薪聘请他留日工作，但他不为所动，嘱咐妻子继续在日完成学业，自己则毅然回到祖国。
在日本学习期间，杨杰始终与孙中山以及广东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大本营参谋长许崇智等保持书信联系，还向他们提出过北伐前在长江以北中原地区建立军事据点的建议，得到采纳。因而，他的情况国内多有所知。当他回国时，冯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向他发出邀请，经孙中山同意后，他来到孙部任参谋长。在这期间，他在河南郑州筹建了陆军训练处，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现代军事理论为内容，对现役军官进行培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他为第三军制定了一个以少胜多的作战计划，一举消灭了吴佩孚在洛阳的刘镇华“镇嵩军”，上下将士对杨杰都十分钦佩。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即将拉开序幕，广东革命政府急需军事决策人才，杨杰受命回到广东，出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总参议，协助程潜制定作战计划。这年年底又兼任第十七师师长，率军出师北伐。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之际，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整编，杨杰的第十七师改编为第六军，杨出任代理军长，随后继续北伐。这时，蒋介石对杨杰这位昔日留日同学十分欣赏，在军事上多次委以重任。从1928年开始，杨杰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谋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这时的他，对战争的性质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只知道要在军事领域干出一番成就，因而每到一职，他都尽心尽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新军阀的混战中。
1929年12月5日，蒋介石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郑州举兵反蒋，蒋介石任命杨杰为第十军军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讨伐唐生智。杨杰率军出征，在河南大败唐生智，立下战功，随后出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
1930年5月，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鉴于杨杰的用兵才能，任命他为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随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战争初期，冯玉祥以徐州为目标，兵分7路，沿陇海线向蒋介石部队发起全面进攻。鲁西北的石友三部队从兰州以北地区突破，逼近蒋介石在李坝集的总司令部指挥所。蒋介石多面受敌，又无预备队可以使用，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他连忙找来杨杰商量对策。
正如杨杰所预料的那样，蒋军采用小规模部队反击后，冯、阎大军不敢继续前进。蒋军得到喘息机会后，抽调兵力，直插济南，于8月15日占领济南，战局开始向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兵入关，占领天津，使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底，冯、阎终于被打败，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次战争，树立起杨杰在蒋介石和其他高级将领心目中的威信。战争期间，杨杰的夫人赵丕颀因病在上海逝世，杨杰因倾注全力协助蒋介石指挥战争，而没有与妻子见上最后一面，心里十分痛惜。蒋介石也感到歉疚，他多次嘉勉杨杰说：“为国效劳，不顾个人情义，古今少有。你对国家的安危尽到了力量，对自己的家室没有尽到情义，真是忠义难全。望自保重，无为悲伤。”后来杨杰为夫人在南京设灵追悼，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以示哀悼。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因“战”与“和”问题产生了分歧，杨杰态度鲜明地主张抗战。1931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在会上，杨杰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陆军大学校长。第二年，国民党在洛阳又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杨杰被任命为参谋部第一次长兼陆军大学教育长(蒋介石兼任国民党所有军政学校校长)。此后，杨杰在中央会议上多次阐明自己的抗日主张，发表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还为参谋本部拟定了《抗战战略总纲》，就是这个总纲，成为1937年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战策略》的蓝本。
1933年1月，日军进犯华北，中国军民奋起抗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长城抗战。蒋介石命令杨杰主持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事务，杨杰满怀信心，积极筹划，准备在抗日战场上一展身手。他到达抗日前线后，立即制定了华北抗日作战计划，主张放弃古北口，诱敌深入，然后以两翼包围，一举歼灭敌人。然而，在华北指挥作战的亲日派人物何应钦和蒋介石一样，没有抗敌的决心，对杨杰的主张不予理睬，结果华北战事以失败而告终，杨杰愤然辞职。自此以后，他与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他性格耿直，不肯曲意迎合，嘴不饶人，到处责骂不抗日的可耻行为。引起蒋介石的恼火，一次次对他进行排斥，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集中到陆军大学的建设上。
陆军大学是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最高学府，它招收中尉以上，少将以下的军官入学。杨杰认为，军队的好坏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特别是指挥官和高级幕僚，肩负国防重任，必须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实践经验。他常说：“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因此，他在主持陆大工作时，着力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在课程设置上，他博采广收，既广揽有实学的教官讲授古代战史、各国战史、陆军战术、参谋业务、兵要地理、军队教育、后方勤务等课程，又聘请德、意、法、苏等国教官，讲授海空战术、装甲兵战术、化学战、筑城学、谍报勤务等现代军事课程。还聘请我国著名学者入校讲学，如马寅初讲经济学，萨空了讲社会学，夏鼐讲法学等。自己则亲自讲授《战争诀要》、《大军统帅学》等课程，并且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经常带领学生到实地结合地形进行战术作业。有一次在上海，他指着金山卫对学生说：“一旦战争爆发，这里将是敌人看中的登陆地点，因为我对这里的潮汐、水位、地形都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果然，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不受重视的金山卫登陆成功。后来，每当谈起此事，当年的学生无不佩服老师的真知灼见。
从1931年杨杰出任陆大校长开始，到1937年蒋百里接手陆大为止，这6年间，陆大共培养了近千名中高级军官，他们大多数成为国民党军中上层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抗日战争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
杨杰深知，此次考察要想把西方先进的东西真正学到手，必须全神贯注。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劳地来往奔波。对各国的军事工业、海陆空军基地、码头、机场、营房、学校等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眼前的一切使他眼界大开，他的军事思想也产生了一个飞跃。回国后，他写了长达300多页近10万字的《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呈送蒋介石。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欧洲各国军事工业发达、国防稳固的原因，得出了“无论任何国家，其形态差异如何，政治结构如何……莫不以机械动力之多寡、精细、强弱以为标准”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振兴中国国防的四条原则：“整个国家之活动，均置于国防所要求之条件之下，拟定一整个的精密计划以作中心；依据此种计划，限期完成国防上最急迫的、最有力而又最经济的工具；励行工业革命，增加机械动力；极力将理论科学及实用科学两极之距离缩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坚强意志，团结精神，用跑步的方式，用实干、快干、硬干的法则，迎头赶上”的强国主张。
面对杨杰耗费巨大精力完成的报告和其中饱含强烈爱国激情的强国主张，蒋介石也不能不心悦诚服。他当即批准了杨杰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组织全国性的防空机构；规定全国性的防空警报系统；筹建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增加陆地测量队和购置航空测量飞机；完成必要的兵要地志等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加紧了抗战的准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9天，蒋介石就在庐山召开谈话会，讨论御敌方案。在会上，杨杰以军事家的眼光，分析了中日战争的走向。他说：“日本目前有军阀与财阀之争，陆军与海军之争，陆军中又有少壮派与老年派之争，全国不是一条心；……以小国临大国，又不可能倾全力来犯；外交上既要与苏联为敌，又得罪了英、美，四面树敌，犯了兵家大忌；……因此，我们不难打败日本。”他的发言，令在场的将军们心服口服。会后，蒋介石命令他拟定一份对日作战计划。
没几天，杨杰就将计划完成，他胸有成竹地拿给蒋介石过目，心想：“计划一旦被蒋认可，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非我莫属，到时，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军事才能全部发挥出来，用于抗战。”蒋介石将计划细细地看了一遍，只见计划中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构想，其中强调：“利用空间，争取时间，逐步削弱敌人，使我转弱为强，最后战胜敌人。”他边看边摇头，心里暗自思忖：杨杰的确有军事家的眼光，只可惜与中央的政策不符，中央认为，抗日战争只能是“速决战”。时隔不久，蒋介石就任命何应钦担任了统帅部参谋长，并把何拟定的作战计划拿给杨杰看，杨杰看后，连声说：“狗屁!狗屁!”知道抗战之路不会如想象的那样顺利。
日本的侵略行为，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苏联政府表示，要用各种方式支援中国的抗战。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中国的方案。为了得到苏联的物质援助，国民政府组成赴苏考察团，以精通军事的杨杰为团长，与苏方进行会晤。当月25日，杨杰率团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在机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以及许多高级将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第二天，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杨杰，二人畅谈中国的抗日战争达5个多小时。在此后10多天的繁忙会谈中，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斯大林和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度伏罗希洛夫通过杨杰向蒋介石表示：“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以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的伟大中国人民。”9月下旬，中国获得了苏联第一批军援物资，计有飞机130架、坦克82辆、大炮138门。看着长长的军列驶往中国，杨杰脸上露出了笑容。
对杨杰的成绩，蒋介石感到十分惊喜，他在1938年8月，正式任命杨杰为中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在杨杰的积极奔走下，从1938年至1940年，苏联政府先后为中国提供了4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不附带任何条件和抵押，并把中国抗战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燃料及其他军用物质，以低价折为贷款运到中国。此外，苏联还先后派出数百架飞机和2000多人的航空支援队以及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前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杨杰也坚决反对完全依靠外援，主张以自己的力量为主，通过调整国家体制，完成抗战大业。为此，他利用参观访问工厂、集体农庄、军事院校的机会，认真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国际史略》等，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以吸取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他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任务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物’的问题，因而苏联的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反观中国，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说明了国家政策的失当。自此以后，他无论在与蒋介石交流中，还是在与其他人的探讨中，都明显表露出对苏联社会制度的向往和留恋。
杨杰的思想和言论，招来了国内许多人的非议，各种各样的传言不绝于耳。蒋介石也逐渐感到了杨杰思想的变化，他尽管对苏联的援助表示感激，但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蔓延，看得比抗战失败更加危险，因此不能容忍杨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是，在1940年初，他下令免去了杨杰驻苏联大使的职务。
回国前夕，杨杰拜会了苏联党政领导人。伏罗希洛夫亲切地说：“贵将军为人诚实负责，是苏联的真正朋友，予苏中之友谊有莫大之贡献，深不愿贵将军去而不返……”莫洛托夫也动情地说：“贵大使为树立苏中新邦交，巩固苏中亲善惟一有力者，深不愿此次拜访为辞行也……”杨杰平静地说：“余为军人，在疆场上杀敌为本人素志，但个人无选择工作之自由，一切行动听命于政府，来否未能预定。”几天后，杨杰乘机返国。
早在苏联的时候，杨杰就密切关注抗日战争的进程，不断地写信、打电报给蒋介石或国民党其他军政长官，为抗日战争出谋划策。特别是在战术手段上，他提出，由于敌强我弱，一定要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捎信给参谋一厅厅长张亮清，向他详细介绍游击战争的要领，并说：“如能在敌后方操纵义勇军，发挥游击战术，使倭寇稍受打击，亦国家之幸矣。”回国之初，他更把精力完全集中在了抗战上，继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各种抗日作战方案和加强中苏亲善，加强国防建设的建议。但此时，蒋介石已经不再信任他了，对他的建议不再理会。一天，蒋介石将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交给杨杰，说：“你要好好读读，详细加批注，3个月后呈给我看。”意思很明确，就是让杨杰增加自己的修养，不要与国民党的意志相违背。
杨杰接过书时，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十分气愤。回到家他把书扔到一边，不再过问任何事情。3个月后，他把只字未读的《曾文正公家书》写上“按时送还”几个字，交还蒋介石。蒋看后大发雷霆，说道：“不可重用!不可重用!”此后只给杨杰安排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
此后，杨杰并没有因为蒋介石的兴师问罪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也没有因为害怕而收敛自己的言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杨杰继续发表议论，他说：“这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的行为。”“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革命战争的消弭，不论这种战争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这些言论自然会激起蒋介石更大的不满。自此以后，蒋介石不断秘密派出特务对杨杰的言行进行监视，这表明二人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已经完全分道扬镳了。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压制了无数正确的抗战主张，埋没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然而，杨杰却不甘在这逆境中消沉，他要把多年来所沉淀下来的深厚的军事思想整理出来，使之系统化，形成适合中国的军事理论。从1941年开始，他躲进重庆的寓所，埋头研究世界战史和中国战史，撰写军事著作。几年中，他先后完成了《孙武子》、《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现代国防的条件是什么?》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是中国40年代较全面、较系统的大部头军事理论著作，它奠定了杨杰在中国近代军事领域的地位，杨杰因此被称作“当代军学泰斗”、“兵学权威”，成为公认的军事家。
在杨杰的著述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国防新论》和《军事与国防》两部著作。《国防新论》是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共分3篇：第一篇是国防“认识论”，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国防，阐明了国防理论的思想体系；第二篇是国防“本体论”，说明现代国防的种种形式和组织；第三篇是国防“方法论”，阐述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实际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杨杰充分论述了国防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他说：“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军事是结晶体的顶点，经济是结晶体的基础。”同时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政治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经济、军事、兵工业的腐败，进而导致了民族精神的颓废，国家无御侮的能力，国防也就无从谈起。杨杰以精辟的语言和锐利的笔法，为人们描绘了理想国防的全景图，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国防的残破景象，这无疑需要足够的胆识和魄力。此书出版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在半年之内3次再版。
蒋介石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潜心著述的过程中，杨杰对共产党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特别是进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几乎是一样的。为此，从1943年开始，杨杰就与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和董必武对杨杰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对他本人也非常信任。当1943年杨杰赴欧洲进行短暂军事考察路经昆明时，董必武还让他将一封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转交给昆明地下党领导人刘浩。此后，杨杰频繁地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在复旦大学参加苏德战争座谈会时分析道：“苏德之间，德国要完全打败苏联，力量不够。”这是因为，“战争是角力，就是物质力与精神力的角斗，物质力是一定的，而精神力则可以膨胀，也可以缩小。战争力是两种力量的总和，精神力一经丧失，物质力就会变成无用。”在国民党军事学校夏令营对学员的讲话中，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欧洲、太平洋和中国3个战场，在分析中国战场时说：“胜利的关键仍操之在我。但日本军阀一意孤行，作最后的本土连接大陆的焦士战时，则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是非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不可。”这些观点，使听者耳目一新。
如果说在抗战时期，杨杰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与蒋介石仅仅是分道扬镳的话，那么抗战结束后，杨杰真正走上了一条反蒋的道路。
1945年10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下，杨杰、谭平山、陈铭枢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掀起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他们经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局势，研究措施。董必武曾经称赞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11月，“民联”响应“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号召，举行反内战大会，联名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和平建国。然而，蒋介石反人民的决心一定，内战终于1946年6月下旬爆发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杨杰坚信新中国必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他在反蒋的道路上更加坚定，更加充满信心。此后，他辞绝了蒋介石对他的拉拢，拒绝了李宗仁对他的邀请，留在重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1月，杨杰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他当即表示：“蒋介石是独夫，非垮不可，反对他的人多得很，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面作工作，多联系些人，非把这家伙打倒不可。”并断言：“不出3年，优劣势即将转化，中共必胜，国民党必败。”随后，他与闻一多、李公朴等人一起在昆明组织了万人大会签名，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
随着杨杰反蒋活动的加剧，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他的跟踪和监视。一次，正当杨杰在中国银行会议室进行演讲的时候，一些彪形大汉出现在门外，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杨杰仍然态度从容的侃侃而谈，并故意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种种卑劣活动，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事后有人劝他说，一定要多加注意。他说：“多如牛毛的特务，象苍蝇一样地叮着我，他们要杀我，我就是躲也躲不了，怕又何用?但是，我想，正直一点的陆大学生，对我不至下此毒手。”此后，他仍然象往常一样，晚饭后出来悠闲地散步。
1949年6月，杨杰以陆军大学老校长的身份，两次来到陆大，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号召陆大学生走光明之路，对后来陆大的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8月，杨杰应昆明新闻界编辑人联谊会的邀请，作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报告。在谈到解放战争时，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颈子。现在，尾巴、蟒身和颈子都被人民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只是四川，一只是广东。解放军正向这两只眼睛刺去。”他还分析了王陵基、刘文辉、孙元良、胡宗南、阎锡山等人的性格特点和他们失败的必然性。
杨杰对自己的处境早有估计，他知道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当他得知在川东地区搞反蒋起义的“民革”成员相继被捕时，便秘密乘空军的飞机逃离重庆，回到昆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心，通过潘汉年、杨春洲等人转告他，让他立即离滇赴港，再转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杨杰考虑到云南卢汉的策反工作正在节骨眼上，不能离开，他让杨春洲转告中共中央，容他稍缓离滇。
1949年9月初，蒋介石下达手令，命令毛人凤逮捕杨杰等5名“危险人物”，就地正法。毛人凤将任务交给了住在昆明的沈醉。当时，杨杰正在策反卢汉，与卢汉来往密切，沈醉担心一旦将杨杰等人除掉，可能会激怒卢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自己也难以逃出昆明，因此迟迟不敢动手。9月9日，毛人凤又特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赶到昆明，完成这一任务。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特务们先到沈醉家里商量方案，尔后一口茶没喝就赶往杨杰的往处。
杨杰策动卢汉起义的事情，蒋介石有所察觉，为稳定云南的局势，蒋介石于9月5日召见了卢汉。杨杰以为卢汉此去凶多吉少。没想到，两天后卢汉安全返回昆明。杨杰意识到事情有变，卢汉可能有反复，于是在8日这一天，他让侄女婿朱健飞买了飞机票，第二天上午登上了赴香港的飞机。国民党特务的飞机降落之际，正是杨杰所乘飞机的起飞之时。特务们最终扑了个空。
没有抓到杨杰，徐远举大发雷霆，对杨杰的住处大肆查抄，将文件、照片、书信等全部掠走，并逮捕了为杨杰处理家务的副官张德尊。在沈醉家，特务们对张德尊施以严刑拷打，迫使张说出了杨杰的去处。毛人凤立即通知保密局广东站，查明杨杰的下落。
杨杰到达香港后，住进了湾仔轩尼诗道302号，赶往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很快侦察到了这一地址并摸清了杨杰的行踪。
1949年9月19日，特务陈家庆、吴其宁、李宏继3人，打听到杨杰当日在家，认为是刺杀时机，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伪造了一封卢汉致杨杰的信，各自密藏一支左轮手枪，并配备毒弹。晚上10时，他们雇了一辆汽车，来到杨杰的住处。吴其宁在外望风，李宏继守住楼梯，陈家庆则佯装有信面交杨将军而敲门入室。开门的是在杨杰住处服务的女工，她听说有人给将军送信，便开门将陈家庆让入客厅，然后通知杨杰。杨杰出来后，接过陈家庆递来的假信，躺于大藤椅上拆阅。陈家庆见时机已到，乘其不备拔出手枪，朝杨杰胸部开了一枪，接着又向其头部开了一枪，杨杰当即牺牲。一位曾驰骋疆场的爱国军事家就这样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下。
1950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杨杰的亲属在香港举行了公祭，各界知名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新华社的挽联是：“蒋死党水尽山穷，敌对人民屠俊彦；新中国千锤百炼，清除汉贼属将军。”公祭毕，杨杰的骨灰经广州、汉口、重庆回昆明，安葬于西山。198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杀害杨杰的主凶陈家庆，曾晋升为国民党广州石牌警察分局局长，并获得3万元港币。1951年4月30日，广东省公安厅将其缉捕归案，经过公审后执行枪决，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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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民政府档案中，各地政府所统计的伤亡人口远低于事实伤亡。以山东为个案进行典型测算，八年抗战期间全国仅无法调查统计的“平民伤亡误差”即高达958万人。这一阶段性研究结论，足以证明日军侵华对无辜平民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与罄竹难书。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损调查;人口伤亡;山东
早在193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即报告称，自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6月底两年间，全国损失已达116436678000元。[2]其还认为中国“实际战区广至廿余省，受害人民至三万万以上，损失确情当不只此”[3] 。1941年1月至1944年1月四年间，国民政府主计处编《抗战中人口与财产所受损失统计》称，全国人口伤亡分别为16687人、68290人、95946人、106586人。[4]当时世界最大的纽约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所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人死亡估计”称，全世界共死亡军人1000万人，其中德国死亡最多，为325万人;苏联为300万人，日本为150万人，英国为40万人，美国为22.5万人;二战死亡总人数较一战增加了约200万人，美国军人死亡数为其一战的3倍。[5]据当时中国军政部报告称，抗战八年期间，国军陆空军人伤亡为3405461人。[6]这一数字，相当于德国和美国两国伤亡军人之和。1947年5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行政院工作报告有关抗战损失部分报告（1947.5）》公布称，自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3日，中国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因病死亡422479人。[7]中国军人共计伤亡3650405人，已等于德、英两国军人死亡的总数。按照战后军事专家的一般估计，抗战期间伤亡的中国军人与平民的比率为1：3;[8]以此推算，中国平民伤亡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事实上，各地人口伤亡情况，要远甚于国民政府官方所调查统计的数字。兹以战后山东调查为个案，予以剖析。
一、两个不同的调查数字，分而治之的山东局势
1946年8月12日，行政院赔偿调查委员会公布全国人民伤亡的估计数字为8609852人，各省市实际查报的全国人民伤亡总数为5283695人。据其对全国23个省市的估计，人民伤亡最多的省份为湖南、湖北、河南，依次为1391742人、1271952人、947478人;山东伤亡308888人，列第10位。[9]其实，行政院呈报的这一权威数字，是“严重缩水”的，这里且以山东省为例。1946年11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呈报了《山东省战时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总表（自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起至三十四年战争结束之日止）》[10]。该表统计了全省110个县（市），全省（不包括青岛市、庆云县）人口伤亡为6526000人（附后）。[11]这一数字，是此前8月行政院赔偿调查委员会估算公布山东人民伤亡数字的21倍。结果悬殊如此之大，令人瞠目。笔者认为，“652.6万人”的伤亡数字，应为当时山东全省（不含青岛市、庆云县）人民伤亡的较权威数字。但即使是这个数字，也是比较保守的。以典型材料临朐县为例，该县1940年至1943年三年之间，全县从38万人锐减为8万人，[12]但是山东省政府在统计表中仅统计该县人口伤亡为6.3万。
1947年5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行政院工作报告有关抗战损失部分报告（1947.5）》公布说，自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3日，全国人口伤亡为12784974人，其中平民伤亡9134569人。而这些数字，“系以东北各省市及台湾以外之中国领土为限，共军占领区亦未计列在内。”[13]山东地区被日军侵占成为“沦陷区”之后，处于“三种政权并存”的三角斗争状态。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全省的管辖始终鞭长莫及，已是不争的事实。1947年5月，以孟良崮战役为标志，宣告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全部失败，山东境内大部地区成为“共军占领区”。日伪政权瓦解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山东分而治之。这种行政管辖权的“失控”，无疑为抗战胜利后抗损调查工作带来了较大的直接影响。由于调查统计的地域、时段、方法及文献取舍标准不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共产党山东解放区政府所调查出的伤亡数字也不尽相同。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全省行政区划分为省、县（市）、区、乡（镇）四级，共107个县。青岛、威海二市，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共产党在山东既无政权也无军队，全省仅有党员2000人。
1937年9月30日，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侵，占领沧州，进逼德县，在德县北于庄、后赵一带与国民党守军交战，将侵略战火引入了山东省境内。在于庄战斗中，国军陈延年485团的将士们打响了山东境内抗日的“第一枪”。 [14]尽管山东成为“沦陷区”，但在八年抗战期间，日军却始终未能占领全省。在山东境内，事实上存在三种政权形式，即国民党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日伪政权，此消彼长，各自为政。
1937年，当日军步步侵犯山东时，国民党省政府也节节败退。12月，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军政机关从济南逐步撤往泰安、兖州、济宁、曹县。12月，日军侵占济南，组织成立“济南治安维持会”。1938年3月，伪山东省公署成立，马良担任伪省长;隶属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受制于山东日军特务机关长。11月，日军组建第12军，司令部设在济南。1938年，伪县政权约44个，占全省的41%;1939年，伪县政权约95个，占全省的90%;1940—1943年，伪县政权约102个，占全省的98%。观城、范县、濮县三个县，始终未建立伪政权。
1938年1月，韩复榘被处决，沈鸿烈担任省政府主席，先后驻东阿、惠民、沂水、蒙阴、临朐等。12月，鲁苏战区成立，于学忠担任战区总司令。1938年夏，全省国民党游杂武装约15万人。1939年4月，于学忠部进入山东。1940年，全省国民党游杂武装约16.6万人。1942年至1943年在日伪军的沉重打击下，一度拥有近20万人枪的国民党军队丧失抗战意志，主力部队撤出山东，地方武装大部伪化。1942年1月，牟中珩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省政府驻地于1943年8月迁至安徽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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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我曾写过一本《抗日战争史》。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初期，人们用全新的观念审视这一段历史。学术界突破了僵化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禁区，在中央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重新审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及实践的意义，重新恢复抗日战争历史的真实面貌，人们相继提出了许多十分敏感的问题。诸如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地位，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用及其关系；王明右倾错误和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所谓战略方针争论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美英苏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及政策的再评价；以及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如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彭德怀和百团大战，项英与皖南事变，等等。而且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一些国外的和港台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进入国内。特别是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有计划的开放部分档案，为研究者提供条件。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第一个高潮。其后二十多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富的成果。中央和军队有关部门编写和出版了大量档案、史料和重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指导性的依据。抗日战争史研究在前一阶段解放思想，形成基本格局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它不仅走出了原来的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体系，而且突破了单纯的国共两党抗战或简单的军事政治史的框架，向着全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全面的全方位的研究格局发展，涌现了大量有影响的成功之作。
不言而喻，在这个情况下撰写抗日战争史，任何一个作者都会首先考虑当前学术界的这些研究状况。所以，在这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即将出版之际，我也想对其中若干问题作些说明。
书 名
在1985年撰写第一本《抗日战争史》时，起初拟定的书名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当时在“前言”中说明，该书主要内容是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和敌后根据地，同时对国民党军队及正面战场的作用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并且引用毛泽东的说法，“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范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党派、势力都属于人民范畴。现在看来，这无非就是给自己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而已。但是因为一位学术前辈不大赞同而作罢，就使用了《抗日战争史》的书名。
这次使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这个书名就算是一个心愿吧，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对这场战争本身的理解。
抗日战争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它的人民战争性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以“时代的不同”为主题，反复论证了中国抗战进步性、正义性和人民性。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中国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民众的爱国运动和爱国军队的抵抗，全国抗日军民的持久抗战，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充分展示了抗日战争人民战争的本质和威力。我很欣赏邓小平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题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深刻反映了这场伟大民族革命战争深刻的历史内涵。
抗日战争的整体性研究
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抗日战争作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的整体性，不同程度地被分割了，或歪曲了。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对抗日战争进行整体研究，是若干年以来学术界达成的主要共识。我认为，对抗日战争的整体性研究，应包括战争的整体性和社会的整体性问题。因为不从战争的整体上研究抗日战争，就不容易说明这场战争的全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不从社会的整体性上研究抗日战争，也很难说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只有从整体民族战争的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考察，才能全面把握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客观评价国共关系以及两个战场的关系、作用和地位问题。
抗战伊始，共产党和国民党即分别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作为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政策主张。本书注意阐述国共两党在政治路线、战略方针等方面的根本分歧的同时，也着重说明了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派、各军在团结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以及抗日外交等方面基本的统一和原则的一致；国共合作关系中有“摩擦”，也有“调整”；独立自主，离不开战略的统一；强调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基础；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基本战略格局和胜利的基础，是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国共合作抗战之军事、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本书指出，国共两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摩擦及局部冲突的基本根源，在于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之民族革命战争及民主主义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在于两党不同的民众政策和社会政策，包括诸如关于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抗日战争与政治民主、民众动员、社会进步等关系的不同的理解和对立的政策。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属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共两党不可能达到基本的统一。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否定抗日战争作为整体民族战争的基本事实。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关键时期。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仅取得了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而且动员和组织了民众，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人民民主革命阵线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抗日根据地和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民主力量，代表了新兴中国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走向复兴和民主的决定力量，为新民主主义中国奠定了社会基础。
旧中国是一个极度缺少民主的社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是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1938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虽然是国民党“邀请”的政治咨询机构，但也是全国各党派力量团结抗战和国民党“开放民主”的重要表现。1939年9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共及民主党派参政员提出多项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保证各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改革政治，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促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等，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会议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宪政问题作为抗日民主运动重要目标，引起国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关注。各抗日党派的领袖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关于宪政问题主张和建议。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和民主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39年10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重庆联合“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主张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吏治清明，铲除贪污，学术思想自由；同时提出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实现国家统一，“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等主张。统一建国同志会实现了在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力量”的初步联合。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以交通阻塞， 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宣布延期。因为国民党方面根本无意真正实行宪政，所以，所谓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自此之后，就不了了之，遥遥无期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国民党的反共、独裁政策，更加激起国内民主抗日力量的反对。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压迫，中间党派更加同情、支持共产党，谋求与共产党合作，希望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并谋求建立新的政治团体。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简章》、《敬告政府与国人》等文件，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民主政团成立初期尚处于秘密状态，在中共南方局及周恩来、廖承志的帮助下，首先在香港建立机构，9月18日，正式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并发表宣言及纲领，主张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证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根本调整党派间不协调关系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民主改革，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和社会政策的伟大实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民主主义性质内容的政治经济改革，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社会雏形。
在政治上，根据地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按三三制原则建设和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和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根据地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权。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
在经济上，实行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同时保存地主若干权利的“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旧中国农村，一般地租占到土地产量的50%左右。高利贷重利盘剥更是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抗战前国民党政府曾以法律形式限租，根据其1930年6月所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列入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进一步总结了抗战以来，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经验和问题，详尽地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各项具体政策。1943年前后，各抗日根据地在广泛动员群众的基础上，进行了普遍深入的减租减息。各地情况虽有不同，但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即按原租额减去25％，借贷按年利一分至一分半利息。这样，如果以原租额相当于收获总量的一半计，实行“二五减租”后的租额，正好相当于土地总收获量的37.5％。
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共产党依靠群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发展根据地生产的正确方针。其基本出发点是，(1)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2)承认地主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3)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减租减息，不是消灭封建剥削，而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奖励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所以，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
减租减息使根据地农村阶级关系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它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劳动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的威风，使农村中农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通过减租减息，比较成功地调整根据地的生产关系，削弱和限制了农村的封建剥削，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使一部分地主向工商业和其它资本主义经营上转移资金。
抗日根据地全面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革政策，使中国这一广大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其社会性质而言，抗日根据地已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了。在国民党地区实行的战时经济政策，对支持全国抗战，发展大后方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但基本上没有触动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以，在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民主联合政府奠定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历史基础，1944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由于豫湘桂战役失败，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全面暴露，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谴责和失望、不满。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统帅机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已成为国内外的主流舆论。1944年6月，李济深、柳亚子、黄旭初等在桂林发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针对河南战役的失败，李济深发表广播演说，抨击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组织民众实行抗战。张澜等在成都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十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同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联合政府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主张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国会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等。 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张澜为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领导机构。民主同盟在原有“三党三派”基础上，吸收了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从而扩大了社会基础，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纲领，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说，提出联合政府主张，“这是一个原则的变化，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了一种条件”。又说，“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1945年初，蒋介石公开拒绝任何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建议，继续兜售“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决抵制了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阴谋。1月15日，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针对蒋介石所谓“国民大会”诺言，重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一贯主张。中共进一步提出，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
抗战后期，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为争取民主和建立联合政府与国民党专制政治进行了复杂艰巨的斗争。民主联合政府及其在共同奋斗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历史关系，奠定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复兴”是近年来兴起的更深层次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课题。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争取实行民主宪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抗日民主运动中形成的长期合作关系，代表了新兴中国的发展政治方向，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和复兴的决定力量。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抗日根据地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本书中尝试性地将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理论及其与三民主义的历史关系；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保守的社会政策及其政治经济的腐败等等，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主题，进行集中论述，似乎更能反映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以及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战争状态的结束
如何善后战争的问题，在当前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1945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是，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一些人只是承认日本的战败，而不肯承认中国的胜利。而且，实践证明，善后战争要比结束战争更复杂。因为国家间战争状态的结束，不仅只是军事对立行动的结束，它还应当包括国家正常关系的恢复，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国民心理状态的平复，等等。所以，将抗日战争历史断限于1945年前后是大有商榷之必要的。而且，按国际法准则，中国与日本国家间的战争状态并没有宣布结束。战后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继续敌视中国人民，又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二十多年“冷战”，直到1972年才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本书通过对战后中日国家关系正常化及和约签订的曲折过程之阐述，将中国人民反对旧金山条约单独对日媾和，反对“日台条约”，反对分裂中国领土台湾等历史内容，纳入抗日战争史的范畴，以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或国家间不正常状态的结束为结束，或不是什么节外生枝吧。自80年代以来，在日本国内不断出现的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否认日本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行径，愈演愈烈，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情感，成为亚洲国家关系和友好和平的重大障碍。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侵略战争的社会历史“惯性”，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军国主义战争的政治观、历史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也不会立即消失。日本右翼势力的蠢蠢欲动正是以上历史“惯性”和军国主义复活的表现，这是值得中国及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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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衔分为3等10级，即将官3级(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3级(上尉、中尉、少尉)。
根据军官所属的军种和技术特点，在海军空军和专业技术军官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专业技术”名称。
现行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2.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为上将；
3.大军区正职为上将、中将，大军区副职为中将、少将；
4.正军职为少将、中将，副军职为少将、大校；
5.正师职为大校、少将，副师职为上校、大校；
6.正团职为上校、中校，副团职为中校、少校；
7.正营职为少校、中校，副营职为上尉、少校；
8.正连职为上尉、中尉，副连职为中尉、上尉；
9.排职为少尉、中尉
专业技术军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为中将至少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为大校至上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为中校至少尉。
志愿兵役制士兵按军衔等级分为：高级士官(六级土官、五级士官)；中级士官(四级士官、三级士官)；初级士官(二级士官、一级士官)。义务兵役制士兵为最高军衔。海军、空军士兵在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二字。
文职制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文职干部是被任命为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办事员级以上职务，不授予军衔的现役军人，是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
文职干部按照工作性质分为专业技术文职干部和非专业技术文职干部。
文职干部编制范围：军队中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卫生、教学、新闻、出版、图书、档案、文化艺术、体育等单位的部分专业技术干部职务，以及机关、院校、医院等单位部分从事行政事务、服务保障的干部职务。
文职干部的职务等级：专业技术文职干部的专业技术职务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等级分为1级至14级，1级为最高级；非专业技术文职干部的职务分为正局级、副局级、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一级科员、二级科员、办事员。文职干部的级别设置为特级、1级至9级，特级为最高级。文职干部的待遇基本与现役军官的待遇相同。
文职干部着制式服装，佩带帽徽、肩章、军种符号、领花。根据工作需要，文职干部可以改任军官，并按照有关规定评定授予军衔。
等级称号：
在旧中国和现在的台湾地区称作“军衔”。军衔在 15世纪一16世纪产生于西欧一些国家，所以习惯上称为西欧式军衔。
军衔的等级，通常由将官、校官、尉官、士官和士兵构成，有的国家在将官之上还设有元帅，在尉官与士官之间还设有准尉。军衔按获得者的兵役状况和所在部队的专业性质在横向上又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军衔是军人的终身荣誉，非 经法律判决不得剥夺，不犯错误不得降低，具有一定条件的军人退役后，在规定的场合 有权者佩带军衔符号的军服。实行军衔制度的意义，主要是有利于提高军人的荣誉感和 责任心，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方便部队的指挥与管理，促进正规化建设，对国际联 盟作战和军队间交往也具有重要作用。
以当时最高军衔只到上校，将军则是代表君主或元首指挥作战的首领。以后，随着军队组织编制的扩大，将军逐步区分为若干等级，以指挥不同规模的军队。目前，各国军官军衔同军队职务之间有一定的对称关系，通常是少尉对应排长，中尉对应副连长，上尉对应连长，少校对应营长，中校对应副团长，上校对应团长，准将对应旅长，少将对应师长，中将对应军长，上将对应方面军司令官。西欧式军衔传入中国的时间，是 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清朝政府规定军衔设六等18级；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规定军衔设六等 16级；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军衔等级最多时设六等 18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曾两度实行军衔制度。1955年——196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设军衔共八等 20级：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大元帅军衔的设置虽然立了法，但没有授予，实际上授了的军衔是八等 19级。1988年，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起初军衔设为六等18级，后改设为六等19级，现在的等级构成是：将官设有上将、中将、少将三级；校官设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四级；尉官设有上尉、中尉、少尉三级；士官设军士长、专业军士各一至四级；军士设上士、中士、下士三级；兵设为上等兵、列兵两级。
尉官（一杠）
一杠一星：少尉
一杠二星：中尉
一杠三星：上尉
·校官（两杠）
两杠一星是：少校
两杠二星是：中校
两杠三星是：上校
两杠四星是：大校
·将军
没有用杠，而是用金色的松叶，直接加上金星。
一颗金星：少将
二颗金星：中将
三颗金星：上将
一、士兵军衔肩章版面底色：陆军为棕绿色，海军为黑色，空军为天蓝色。
士兵有两级，列兵（现役第一年的义务兵）和上等兵（现役第二年的义务兵）。
士官军衔；一道粗折杠为二级士官军衔；一道细折杠为一级士官军衔。士官军衔肩章分硬肩章和套式软肩章。
现行军官军衔设下列三等十级：
1,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2,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3,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军官军衔依照下列规定区分：
1,军事、政治、后勤军官：
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海军、空军军官在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
2,专业技术军官：
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在军衔前冠以“专业技术”。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
政治、后勤军官实行下列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上将；
正大军区职：上将、中将；(正大军区职包括总参副总长,总政副主任,总后总装主任政委,大军区海军空军二炮司令政委,国防大学校长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政委)
副大军区职：中将、少将；
正军职：少将、中将；
副军职：少将、大校；
正师职：大校、少将；
副师职（正旅职）：上校、大校；
正团职（副旅职）：上校、中校；
副团职：中校、少校；
正营职：少校、中校；
副营职：上尉、少校；
正连职：上尉、中尉；
副连职：中尉、上尉；
排职：少尉、中尉。
专业技术军官实行下列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中将至少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大校至上尉；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校至少尉。
中将：副大军区职的主要军衔；正大军区职、正军职的辅助军衔
少将：正军职、副军职的主要军衔；副大军区职、正师职的辅助军衔
大校：正师职的主要军衔；副军职、副师职的辅助军衔
上校：副师职、正团职的主要军衔
中校：副团职的主要军衔；正团职、正营职的辅助军衔
少校：正营职的主要军衔；副团职、副营职的辅助军衔
上尉：副营职、正连职的主要军衔；副连职的辅助军衔
中尉：副连职的主要军衔；正连职、排职的辅助军衔
少尉：排职的主要军衔
现行士兵军衔按兵役性质分为：
1，志愿兵役制士兵：六级士官、五级士官、四级士官、三级士官、二级士官、一级士官；2，义务兵役制士兵：上等兵、列兵。
士兵军衔按等级分为：
1，高级士官：六级士官、五级士官；
2，中级士官：四级士官、三级士官；
3，初级士官：二级士官、一级士官；
4，兵：上等兵、列兵。
海军、空军士兵在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二字。
高级士官：第四期服现役期满，被批准进入第五期服现役的四级士官，晋升为五级士官军衔；第五期服现役期满，被批准进入第六期服现役的五级士官，晋升为六级士官军衔。
中国军事家,杨杰的传奇人生篇五
;袁世凯是中国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把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全面地、客观地进行考察，可以看到，袁氏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我这里所说的清末民初社会，主要是辛亥革命前后各15年，大约30年间的中国社会。这一时期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五十多年完全屈辱的历史时期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内部的力量在发展变化，开始主导这一历史时期的进程。清末民初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激荡、起伏、变革、发展的时代，是近代以来变革最剧烈的时代，是走向进步发展的时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的时代。这一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创新，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封建军制为现代军制所取代，千年科举制度为新型学制所取代，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所取代（尽管是形式上的），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百家争鸣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等均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当然这一时代不是完美和理想的时代，而是一个过渡的时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新与旧、中与西、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传统与现代并存，反对外国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同在，各种矛盾纵横交织，体现出一个极端混乱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主流是什么？社会混乱的后面是什么？是改革、发展与进步，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袁世凯主要活动于这一历史时期，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
一、练新军、改军制，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向自居老大的中国被历史上的小国日本所打败。战败的耻辱，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战后不久，全国掀起了一股练兵自强的热潮，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庶民百姓，朝野上下，莫不谈中国练兵自强之事，“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在这股求强热潮中，袁世凯认真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采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不仅如此，他还积极组织人翻译西书，将西方兵制营规介绍到中国，并上书主政者。袁世凯的积极态度和战后清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博得了“知兵”的美名，被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
袁世凯不负重望，在天津小站，采取西方兵制，结合中国特点，严肃治军，倾心练兵，短短几年时间，练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的新式陆军——新建陆军。20世纪初的新政中，他继续编练新军，到1905年，共编练了北洋新军六个镇和一个混成协，人数达到七八万。这是一支全新的军队，与旧军队相比，其根本变化在于：第一，北洋新军实行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军中配备有步、骑、炮、工程、后勤（辎重）等多兵种，各兵种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中国军队从此由单一兵制走向合成兵制。第三，改进募兵制，仿行外国征兵制。对应募兵丁提出严格要求，如年龄限在20—25岁之间，身高限在4尺8寸以上，步速每小时限在20里以外，平举限100斤以上等。第四，改革军官制度，大力举办不同层次的军官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懂得军事专门技术具有指挥才能的军事人才。第五，练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他聘用了许多外籍军官（初德国，后日本）担任教官，一丝不苟地进行训练。第六，全部西式装备。这支军队的武器，全部购自西方。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步兵一律使用奥国造的口径为8厘米5响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6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袁世凯仿行西法创建的这支军队，是中国的第一支具有现代化重要特征的陆军，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用资本主义军制取代腐朽落后的封建军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袁世凯在甲午战后特定的环境下，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转变，这是袁世凯开创性努力的结果，对此我们应该给以充分肯定。战后练兵者不乏其人，唯有袁世凯取得了成功。当时在华的外国人认为袁世凯“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按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台湾的刘凤翰先生曾对清末新军以兵源、干部、装备、训练、成军时间、战场经验以及兵员满额与否为评定标准，将新军分为优、良、佳、可、差五级，其中优级四个镇，即北洋新军第二、三、四、六镇，北洋新军第一、第五镇和湖北新军第八镇为良级。新军的编练，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陆军开始迈向现代化。
二、力废科举、大兴学堂，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袁世凯不是一个教育家，但他对新式教育的执着追求和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贡献，很少有人能与其相比。
清廷接受了六督抚大臣的意见，两天后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沿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完全废除了。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终结和新的以学校为主的教育制度的确立，中国教育迈向现代化的障碍被扫除了，从此，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袁世凯不仅是新式教育的鼓吹者，而且还是新式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在此前后，他在直隶大办新式教育。他办教育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注重军事教育，又重视实业、师范、女子、留学教育，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官方教育到私人教育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1907年，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统计。其中直隶学校的统计数字和在校生人数是：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所，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即幼儿园）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财产480万两，名列各省之冠。其他各项指标均居前列。如专门学堂人数、师范学堂人数居全国第一，实业学堂人数居全国第三。
民初袁世凯对新式教育仍持积极态度。比如他把兴学作为立国要图，申明“本大总统既以兴学为立国要图。今兵气渐销，邦基粗定，提倡斯旨，岂容踌躇。矩口本诸先民，智慧求诸世界”。他非常注重国民教育，认为“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袁世凯继续和发展了他清末兴学的积极作为，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除《教育宗旨》外，还有《学校系统》、《大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小学校令》、《实业学校令》、《专门学校令》等，这些教育法令，都经袁世凯签署由教育部公布。这些教育法令，主要公布在1912—1913年问，因1912是壬子年，1913是癸丑年，而这些教育法令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学校系统，因此后来人们称之为“壬子癸丑学制”。民初中国教育发展奠定了百年来教育的基础。
三、力行新政，推进直隶区域现代化
20世纪初，在经历了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之难的苦痛后，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变法。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最早响应，提出新政的十条建议，在各督抚都还在观望的情况下就开始举办新政。1901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在北洋地区全方位推行新政。直隶新政是清末新政的样板，为各省所效法，“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北洋新政指导、推动、影响着全国新政的开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项措施经朝廷谕旨颁行全国，“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北洋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北洋新政的实质是北洋地区的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直隶或北洋区域早期现代化不是某一领域、某一部门的现代化，而是综合现代化，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兴办新式学堂，早期教育现代化远远走在全国的前面。大力兴办实业，致力于工业建设，早期经济现代化使直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政治方面，袁世凯在北洋实行地方自治，取得明显实效。天津县议会是中国最早的地方议会，继天津县议会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直隶全省府厅州县各级议会渐次成立。
袁世凯在新政期间，曾对天津大力治理。据其弟子沈祖宪等说：“公（指袁）既驻津……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心。圜圆骈填，街衢修治，一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天津城市的现代化是从袁世凯督直开始的。
四、创设巡警制度，推动了治安管理的现代化
五、辛亥议和，与革命党人结盟推翻清政府，推进了国家的政治进步
清廷视袁世凯新型政治势力的崛起为心腹之患，一度将袁罢官，武昌起义后又不得不重新起用。复出后的袁世凯没有效法当年的曾国藩剿杀革命，而是顺时度势，谋求政治解决，与南方革命党人停战议和，联手推翻清政府，促成了南北的政治统一。对袁世凯的和平努力，革命党人曾经给予充分肯定。孙中山说：“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黄兴也诚恳地说：“项城处两艰地位，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实不可没。”经孙中山推荐，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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