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把握历史机遇勇担时代使命心得体会篇一
一、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是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条件，更是检视年轻干部的一条标准线。作为经济开发区的一名基层干部，要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学习贯彻这次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及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视察x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学思践悟中坚定政治信仰、牢记初心使命。
要不忘初心，对党忠诚，自觉把个人融入组织、把信仰融入生命，将自己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紧紧相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自觉执行组织决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一辈子。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不断磨砺党性修养，努力学好理论知识，为推进经济开发区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奋斗。
二、勤于学习锤炼，苦练过硬本领。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基层干部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努力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在求知探索、实践锻炼中努力提升政治判断、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真正把学习作为一种觉悟、一种修养、一种责任，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群众学，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长本领。
当前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各学科领域深度融合，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变革，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传统产业的重塑，产业更新换代的加速，这都对我们党员干部的自身素质和学习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年轻干部加强学习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政治责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只有自觉加强学习，保持天天学、时时学的态度和“日拱一卒无有尽”的韧劲，在干中学、学中干，多读书、读好书、勤钻研，才能练就过硬本领，在真抓实干、推动经济社会建设上见实效。
三、勇于干事担当，不负青春韶华。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敢于担当、履职尽责，既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一种过硬的工作作风。年轻干部要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伸手揽活、接手担责，始终保持一种奋斗状态、始终怀有一种危机意识，拿出最大的气力谋事干事。多做打基础、谋长远的工作，实打实、硬碰硬，解决问题要雷厉风行、见底见效，面对难题要敢抓敢管、敢于担责。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当前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正需要我们广大年轻干部施展抱负，在实干中实现党员干部的自身价值，让广大企业及职工群众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多红利。
下步我将以这次座谈会为契机，勤奋学习，坚定信念，务实创新，大胆实践，坚持原则，严守规矩，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为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把握历史机遇勇担时代使命心得体会篇二
;外交是一个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政的延伸和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全球化的今天，外交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近年来，国际关系风云变幻，诡谲莫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到历史性变革的新阶段，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近代中国外交为我们关照现实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在日常教学中加强外交史的教学显得尤为必要。
但受制于种种原因，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外交史没有专门提及，而是被囊括在“三大高潮”“八大事件”模式之中，强调近代中国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以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叙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的全貌。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被日益边缘化。与此同时，无数的仁人志士奋起抗争，“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1]“于逆境中奋起，在压迫中前进，是近代中国外交总的发展趋势。”[2]若一味地强调屈辱，就极易与世界为敌;若看到更加丰富的面相，就会发现中国与世界是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共生演化。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亦离不开世界。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学生的知识与素养影响着未来国家的发展。客观全面地了解这一段历史，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自身，汲取历史智慧，明确历史大势，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识，涵养学生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包容理解的家国情怀。在平日的教学中，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现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一、正视踟蹰失误，涵养世界眼光
在学生的头脑中，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融入世界。但事实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清政府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在近代世界面前踟蹰徘徊，丧失了融入世界、发展自身的良机，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将近代中国外交的失败，国运的衰微归结为西方的侵略，忽視了对自身的反省。站在客观的立场，澄清历史事实真相是史学的基本责任。直面历史问题不仅不会伤害学生的爱国情感，反而会让学生体会到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艰难与迫切。“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评，正是避免它重蹈覆辙的坚实保证。”[3]因此，在教学中，我没有回避清政府外交的失误，而是选取鸦片战争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八国联军侵华前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将其呈现出来。
材料：
第二条：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
第三条：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引自《南京条约》原文[4]
问题：从以上材料中，你读出哪些信息？
上述材料反映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依然固守传统的天朝上国的理念，战争并未对清政府的外交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国与现代世界依然在渐行渐远。
通过呈现事件过程，学生感受到，鸦片战争爆发十几年后，清政府依然运用天朝上国的旧理念和怀柔羁縻的旧政策处理对外关系，对国家主权、国际法知之甚少。这种无知，成为外交上被动挨打的重要诱因。
材料：
载勋：我看他们正是上天打发下来灭洋者，缘庚子至庚子，渠等在中国搅扰已一甲子，此时正天收时也。
——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6]
——冯学荣，《中国历史的侧面ⅱ》[7]
上述材料说明，清政府的外交失误也是诱发八国联军侵华的重要原因。与其说是落后挨打不如说是无知找打。这一失误给当时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通过钩沉近代中国外交的踟蹰与失误，使学生体会到，近代中国外交的失败，并非是简单的“弱国无外交”。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交的失误导致了国家的失败，而观念的落后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由此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华民族遭受那么多劫难的原因，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国际接轨、接受新观念的重要性。还原历史真相，不是为了丑化前人，而是为了警醒后世;尊重历史事实，不是为了揭开伤疤，而是为了铭记教训;反思历史，不只是为了重现过去，更为了引领未来。历史的述说夹杂着悲痛，当我们沉浸在对历史的思考中时，不禁会问，在民族复兴的今天，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世界，以怎样的胸怀面对他国，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在历史的沉思中，世界眼光的涵养水到渠成。
二、呈现艰辛探索，培养温情敬意
近代中国外交有踟蹰与失误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外交逐渐突破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旧观念和朝贡外交的旧体系，向条约体系下的近代外交渐变。学生头脑中已有的“屈辱外交”的固化认识，忽视了这一渐变的历程，掩盖了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努力与融入世界的艰辛探索。这一认识容易将学生带入苛责与抱怨的误区之中，缺乏对历史的自知自省、温情敬意。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中偏激的虚无主张。”[8]没有温情敬意，家国情怀的养育价值就难以高效落地。
材料：
——张效民《晚清政府的条约外交》[9]
李瀚章：今日之约章，即异日之法守。
奕䜣：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为之章程。
——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10]
问题：从以上材料中提取一则信息并结合史实进行说明。
上述材料说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外交在两个方面发生了转变。在外交观念上，逐渐确立了遵守条约，重视履行条约的意识，初具国际法、国家主权观念;并尝试运用国际法维护自身权益。在制度建设上，初步构建近代外交机构。在外力压迫下，清政府终于迈出了外交近代化的步伐。但“信义笼络， 驯服其性”又说明传统的“天朝上国”理念依然存在深刻的影响。
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签署，给清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巨大进步。在此之后，清政府进一步放弃了传统的羁縻之道，向近代条约外交转型。
材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降谕，嗣后编检以上各官，“应专课政治之学”，如条约公法等，“听其分门肄习”。其议论切实，确有见解者，“量予奖励”。光绪二十九年殿试，外交、公法等作为策试内容。
李鸿章：“西人之公法即中国之义理，今之为公法家其即古之礼家乎。”
张之洞：“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
——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11]
上述材料反映出，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的外交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从制度上看，外交机构更趋现代化;从观念上看，进一步放弃传统驭夷之策，从更多方面接受国际法原则。
民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理念进一步更新，外交近代化进程继续艰难推进。
问题：依据上述材料，概括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有哪些新发展？
从上述年表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积极运用国际法，努力争取外交中的平等与正义，积极废除不平等条约，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更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大国地位，外交又有了新气象。
通过正视踟蹰失误、呈现艰辛探索，学生不难体会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外交一直在自我调适，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许多仁人志士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基于这些努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才能走出屈辱外交，与各国建立起平等的外交关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看到近代中国的抗争与探索，才能找回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达到理解之同情，家国情怀养育才能润物无声，直指心田。
三、关照社会现实，树立责任担当
历史是昨日重现，历史教学却是文明的薪火相传。历史课堂需回望过去，落脚点却应在现在和未来。在本课的教学中，通过回望历史，学生体会到，在民族危机面前，国人从冥顽不化到自律、自强，一批仁人志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以积极而理性的入世心态和满腔爱国热情，挑起了重塑中国国际地位的重任。他们的努力，使得近代中国外交从被边缘化到逐渐自强。立足现实，当今世界外交领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阴霾驱之不散，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叙利亚问题、中美贸易摩擦接踵而至……崛起中的中国需要培养国民怎样的胸怀和视野？新时代的中国怎样才能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把握新机遇？前人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回应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做了最好的注脚。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学生汲取了历史的经验，深入认识了现实问题;形成了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尊重理解、包容互信的宽广胸怀;进而体悟到新时代的中国应该以更积极、更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肩负起大国责任，引导国际秩序走出“强权下的公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问与反思中，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包容理解、关怀人类社会、富有责任担当的家国情怀得到了有效涵养。历史课堂彰显了历史的魅力，飘逸着时代的芬芳，滋养了学生的心田，服务了学生的成长。
【注释】
[1]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9页。
[2]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612页。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25—26页。
[4]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第31页。
[5][6]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7]冯学荣：《中国历史的侧面ⅱ》，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8]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页。
[9]张效民：《晚清政府的条约外交》，《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
[10]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7頁。
[11]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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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2至23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南省文联、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省文艺评论基地协办，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3届年会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境遇与走向”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中国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王庆生，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黄永林，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夏义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桂林、《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文学评论》编审刘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审王秀涛、《天津社会科学》编审时世平、《江汉论坛》编审刘保昌、《社会科学战线》编审焦宝、《福建论坛》副研究员陈建宁，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文学期刊的近300名专家学者、相关媒体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討会。
会议开幕式由张永健（中国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主持。岳凯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首先致开幕辞，对本次参会的各地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成就以及为本次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希望专家学者为会议的圆满召开、湖南师大文学院的更好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夏义生在致辞中首先感谢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湖南文艺事业的关心，指出作为一个文艺大省，湖南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在中国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着重推荐了活跃于30年代的湖南批评家贺玉波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与《现代中国作家论》中作出的成就。他认为湖南的网络文学方兴未艾，也值得评论界关注。唐贤清（湖南师范大学纪委书记）对湖南师范大学及文学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进行介绍，并预祝大会成功举办。黄永林（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新文学学会自1979年创办以来的风雨历程，指出中国新文学自开创伊始就面临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重担，在中西传统的激荡互渗中曲折前行。当前，面对着一个多元、开放的世界，我们的文学更应该秉持宽容、开放的心态，不废古今，不偏中外，在融会贯通中走出一条创造性转换之路。张炯在致辞中指出，从20世纪初到当下，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新文学的发轫期（1900—1930）；革命文学与战争文学蓬勃期（1930—1949）；文学走向新境又发展曲折的时期（1949—1977）；改革40年中西文化大碰撞下新文学空前繁荣期（1977—2017）。
大会主题发言议程由王庆生主持，谭桂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评议。凌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精准而严肃地指出“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学阀”、“后学术时代”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当前境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与冀望以应对这种创作与批评上的困境与危机。陈晓明从当代文学的作品与理论出发，提出如何理解当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并结合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我们当下文学的实际，提出新文学如何在守护与变革中发展的重大命题。程光炜从当代作家的传记、年谱的史料整理中谈到如何对作家进行客观、准确、全面的评价问题，并由此谈到作为“文学的守护者”的批评家如何在历史事实与历史语境中完成对作家、作品的定位。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通过对当代文学中具体作家作品的考察，提出新时期“谐谑-狂欢体”小说文体形态的历史演变，以此来强调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体意识”。方长安（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从现代诗歌经典化的现象提出文学“经典”的可能性与可靠性，并就“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之间关系作深入辨析。主题发言结束后，大会采用双会场、双主持、评议的形式，共计六个场次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境遇与走向”的诸多相关问题。
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再思考
现代文学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端与走向成熟时期，而且以其自身巨大的成就构成新文学的一个“小传统”（相较于古代文学的“大传统”而言），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考察与审视成为对百年新文学考察的切入点。与会专家首先从整体、宏大的视野对现代文学思潮进行审视。李运抟（广西民族大学）认为，作为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现象，苦难意识由文学思潮导引，也成为相关思潮的一种思想标志。其中启蒙主义、左翼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为代表。三种“主义文学”苦难意识的差异，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文学和本土社会的多重关系。胡景敏（河北师范大学）指出，在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与审美风尚的变更下，西方现代艺术通过期刊与翻译著作等传播形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塑造中国新文学的文学形态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张岩泉（华中师范大学）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充满了形态各异的矛盾运动与张力结构，文论与创作之间“超前与滞后”的双向制约、“亲和与疏离”的态势，使得两者之间呈现出生动的“促进与促退”的面貌。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指出，从五四“白话文学观”、30年代开始的“大众文艺观”，到新时期先锋文学，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伦理嬗变的历史轨迹。大众本位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语言伦理，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美学风貌和审美品格。钟海波（陕西师范大学）提出，近现代之交，在民族生存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形下，中国启蒙作家从人类学角度对本民族生存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股重要思潮，它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出现高潮，余波衍及当代。毕海（中央民族大学）指出，现代文学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进，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坛的分化与作家群体的矛盾纷争，甚至文学空间中心的位移，都与文学论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钟名诚（南京晓庄学院）通过对朱光潜文艺思想的研究，指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政治、过分依赖西方文学传统，导致现代文学先天不足。肖佩华（广东海洋大学）指出，“市井意识”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文化精神、创作原则、话语特征和文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的起点既有其合法性，也存在着驳议。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集束点，现当代文学历程中出现的所有成就与问题，都能在“五四”那里找到渊源与回响。因此，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聚到“五四”时期。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指出，“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信念主要是一种知识学上的模型信念，这种模型信念不仅具有强烈的理性特征与显然的逻辑推导的特征，而且具有完整的科学形式，这保证了“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信念的“科学性”。赵东祥（吉林师范大学）通过对以《老鸦》、《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为中心的作品考察，指出胡适、鲁迅等人虽然在文化思想和文学理论主张上激烈反传统，但他们的作品却存在着“脱离传统”和“回归传统”的双重具体含义。张瑜（河北大学）经考证指出，现代传播空间的建构为新文学提供了独立的生存方式和广阔的传播空间，还开创了公共舆论空间，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促生了新式文体和白话语言。陈迪强（大连外国语大学）基于对1915-1923年间的小说杂志的考证提出，“五四”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以白话小说为基础建构出“现代小说”，而文言小说退出历史舞台，但文言小说的现代命运为研究界所忽略。黎保荣（肇庆学院）从个群关系和启蒙思潮结合的角度指出，无论是“五四”作家，还是他们所书写的人物，都体现出“以众虐独”的艰难处境，成熟而理性的个人理念难以独立出来，个人价值也难以被真正尊重与认可。陈霞（玉林师范学院）以时间为线索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过程加以呈现。周晓平（广东嘉应学院）通过对19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考辨指出，中国新文学建构的复杂与厚重，“整理国故”在其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深刻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现代文学能够迅速地发展与成熟得益于众多社团、流派之间相颉颃、互渗与共融。这些相互龃龉又相互借鉴的社团流派，推动着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因之，对其进行研究梳理成为回溯现代文学的重要线索。岳凯华（湖南师范大学）探讨了《新青年》编委会通过建构文学创作主体的思维认知与价值诉求，来规约现当代文学的语言运用、文体样态、题材择取、叙述角度、抒情方式和书写手段，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生成形成规训、制约和影响。李永东（西南大学）以创造社为中心，考察了清末至“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外民族的近距离接触和知识分子的跨国、跨文明经历，尤其是殖民观念和国族观念的纠缠互动下，知识分子深陷身份认同焦虑的问题。付建舟（浙江师范大学）指出，依托于南高—东大的“学衡派”以及《学衡》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保守的一翼，与北大《新青年》杂志作为激进的一翼一样，也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姜岚（海南师范大学）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探讨了1940年代革命文艺的形式选择是革命文艺的本质功能的逻辑展开，它意味着认识形式问题需要摆脱传统文学观念中的艺术本体论，而应着眼于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佘爱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同样聚焦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指出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促使了194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秩序和文学制度的建立起到示范作用。同样是对左翼文学的研究，石娟（《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通过对以左翼电影《狂流》为中心的考察，来探讨左翼电影如何在商业与政治之间左右逢源，而成为当时的“摩登”潮流的。田丰（河北师范大学）则通过对左翼小说家的考察，来探讨当时的左翼小说是如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完成对多重资源的整合，藉此来表达政治与文学的诉求的。李会君（湖北文理学院）以“后花园”（萧红）与“菜园”（迟子建）两个有着独特承载的意象，来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叙事”的文化演进历程。王俊（宝鸡文理学院）指出，若从“自由主义文学”的视野重新进入19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意味着打破战争对文学和文学史的遮蔽，重新探讨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魅力与活力、转型与转机，而且意味着打开一条重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路径，重新感知文学与时代、作家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锐观察
相较于现代文学纷繁竞流的文学思潮与庞芜多样的文学成就，当代文学前30年显得僵化、单薄许多。进入新时期后，随着启蒙思潮的再度复苏与外国思想资源的爆炸式涌入，文学的成就相较现代文学不遑多让。与会的专家对当代文学进行了整体巡视与阶段性聚焦。龚举善（中南民族大学）以“延座讲话”为基点对当代文学史进行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前30年文学及其历史书写体现为“延座讲话”规训之下的守正形态；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的撰写（以洪子诚、陈思和为代表）别开生面，在文学价值论、创作方法论、批评标准论等方面实现了应有的超越。有鉴于此，未来的当代文学史建构应努力增强知识视野的涵容性、结构体系的严整性和叙述话语的普适性。张堂会（扬州大学）指出，当代文学对自然灾难的书写，无论是在场景把控、形象塑造还是在内涵的揭橥上，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影像与灾害记忆。罗长青（贵州师范大学）对“十七年文学”的概念缘起进行深入细致的辨析，提出在“重写文学史”的驱动下，我们依然可以化繁为简对现有概念进行突破。陈宗俊（安庆师范大学）以郭小川的“检讨书”为例，探讨了1950—197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思想的历史悲剧相关问题。陈进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从文学史著作中的“80后”作家流变（出场、转向、回归），现实中“80后”作家的写作路径（焦点、拐点、盲点）以及“80后”作家的入史姿态（争议性、合理性、可能性）深入探讨了文学史著作中的“80后”写作的书写研究。王宁（廊坊师范学院）探讨了在90年代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小说叙事的婚恋观虽然驳杂多样，但显著的特点是个人因素得到提升。王辉、郭名华（绵阳师范学院）通过综述的形式，力图较为全面、宏观地把握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内在脉络和理论前沿问题。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不断解放，外国现代、后现代文学思潮的涌入，以及现代文学传统的复苏，文坛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雷鸣（河北大学）指出，由于当下写乡土小说的作家多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他们往往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预设乡村，这样，乡村现实常常被都市想象或都市视野所置换。刘海军（重庆大学）从荒芜的乡土、衰落的文明等方面深入探析、反思了近20年来乡土小说的荒野想象问题。江磊（郑州大学）指出，新世纪乡村小说在中国文学“本土化”探索中走得更远，对于怎样讲好中国乡村故事，重塑乡村文学的民族形象、现代品质和在地样貌，特别是探讨小说的本土化叙事方式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富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话题。徐勇（浙江师范大学）指出，“现代派”在1980年代的接受上存在着两极化现象。这种两极化在译介现代派的编选中有集中体现，虽然编选者意欲通过选本的前言、后记之类介绍文字设定读者阅读接受的方向，但随着阅读接受的语境的变化，导致阅读接受上的偏移现象产生，“现代派”正是在这种阅读现象中逐渐站稳脚跟，并获得广泛的认同。谢昉（苏州科技大学）认为19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主义与“寻根”文学有着潜在的关联。张晓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指出，从地域视角谈论先锋小说的发起时，无论从先锋的理念、文学的创作实绩以及最先出现的先锋作家而言，西藏都应该比上海更为合适地被称为先锋文学的发源地。刘芳坤（山西大学）通过深入细致地剖析刘震云的《塔铺》与新写实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的某种罅隙，藉此来探讨作家“个体的记忆”与有着强大暗流的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的互动与背离。张宏图（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提出，现在“非虚构”已然成为了文学热词，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么一个文类概念，却被广泛用作了文体概念，是否有滥用之嫌？所谓的“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到底有没有区别？赵启鹏（山东女子学院）指出，诸如《亮剑》、《圣天门口》等作品对战斗英雄宿命性悲剧的反思性书写，虽然尚未完全摆脱主流意识束缚，终究还是呈现出了诸多超越性因素。王冬梅（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指出，新时期的干校叙述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双重张力间确立起自身的艺术特质，从而完成了对于干校体验的多重性文學追述。
在以上的论述之外，专家学者还对当代文学的戏剧、戏曲、电影以及现当代文学教学实践的效果等方面有所探讨。刘欣蕾（北京师范大学）指出，以荒诞派戏剧为代表的一系列西方戏剧给孟京辉一批先锋戏剧创作者带来了世界戏剧的新趋势和新观念，孟京辉也正是在导演世界当代戏剧经典的过程中走上了戏剧之路。在对这些经典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孟京辉显露出自己的戏剧风格，同时也为此后在90年代末的戏剧转向做了铺垫。曾令霞（佛山大学）以《檀香刑》、《秦腔》两部小说为例，论述小说在戏曲形象之外，如何与以声腔为代表的声象互文。两者互文延续了话本传统，尝试着回到“听”小说的时代，证明纸上留声的可能性。王虎（铜川职业技术学院）提出近些年大量青春电影的出现，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的青春宣言。这批青年人处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剧烈转变的时代，既受到传统文化和革命伦理的影响，又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使他们的青春历程显现出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孙晓东（盐城师范学院）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 多媒体课件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 过多的使用会弱化课程的人文精神传输和审美教育效果， 弱化课程的有效教学过程， 进而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有效教学效果的实现。
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面面观
作家、作品是支撑文学思潮、显示文学实绩的标志。任何对文学的宏观研究、把握，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上。与会专家首先对现当代的作家思想、创作观念等进行研讨。张森（湖南师范大学）指出，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着力构建的神性，与庄子的“道”，均指向各自意旨的生命最高层次。尽管两者具体内涵不一，但在体道（神性）的路径、过程、巅峰状态上又有着极大的共通性。张慧强（河北北方学院）认为，以冯雪峰为代表的“十七年”批评家出于维护国家当时需要的“总体性”历史观、“总体性”思维，虽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赶车传》、《保卫延安》等作品并未达到所谓的“史诗”标准，他们也将其称为“史诗”。陈黎明（河北大学）指出，对于赵树理而言，1940年代迅速进入文坛中心乃至成为“方向”到195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方向性地位，其命运遭际充满着某种暗示性和神秘意味，成为一个镜像映照了上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转折变化的诸种信息。王勇（河北师范大学）从生平经历、思想历程、文学创作、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五个方面对公兰谷先生的成就进行评述，以期学界对公兰谷先生有更全面的认识。
与会的学者们也从作家的创作历程、风格流变、阶段性创作进行整体的把握。胡明贵（闽南师范大学）指出，“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是张爱玲论小说的重要概念，包含了她对小说创作“不相干的事”的题材选择、“非斩钉截铁”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的设计、“不彻底的人物”塑造和“苍凉”悲剧审美经验的提炼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开拓与发展。蔡莉莉（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同样关注张爱玲。她认为张爱玲终其一生都在作品中思考男女两性情感的问题，在爱情上既有透悟又有执念，这反应在作品上便是“葱绿配桃红”的爱情书写。孙淑芳（云南师范大学）指出，鲁迅小说的语言具有强烈的色彩感，这主要表现在色彩语码的广泛使用上。鲁迅赋予了这些色彩语码以独特的精神观念与文化价值，形成了其极具个性的颜色隐喻化认知思维方式。杨红莉（石家庄学院）认为，1960年代汪曾祺的儿童视角小说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成长”主题，是对民间民俗生活中成长仪式的象征性摹写，隐喻了作家在不同的时代对社会和文化精神的不同理解。邹理（中南大学）撷精取要地综述了对周立波作品近70年的批评历程，提出周立波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他的作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还尚未被研究者所关注。周会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提出，近年来，严歌苓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视阈中，其小说创作进入了对母国题材的回归，作品呈现出从“边缘”出发去想象历史、穿越“私人领域”展现红色记忆、性别叙事背后的“拯救”主题及文化想象的特点。王倩茜（《芳草》杂志社）从周李立在《芳草》发表的两篇小说《如何通过四元桥》、《八道门》透视其小说如何以敏锐的视角，带着哲理思考，讲述正在经历的中国故事，书写正在体会的中国经验，与时代密切接触。王泉（湖南城市学院）指出，廖鸿基作为台湾海洋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写作实现了从书写人与海的冲突到书写人与海的和谐的完美转身，融会了作家的家园意识的转变。孙俊杰（山西师范大学）认为，莫言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志异因素，这种热衷背后自然有着齐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更体现出莫言对小说趣味的自觉追求和对神秘文化的迷恋，在这种美学观念和文化立场基点上，也不乏莫言对历史、社会、人性的反思和批判。
除了研究宏观整体的作家论、纵向的创作流变，专家学者常从具体的作品来见微知著。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再解读，把握作家的独特成就及其中呈现出的时代新质；同时对一些重要作家新作的追踪，更好地把握当代文学新动向。与会专家首先从现当代的小说作品进行研讨。周宪新（中共益阳市委）在周立波《山乡巨变》创作、发表60周年之际，提出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与农民生活的描写上具有的乡土性成为周立波文学成就的重要部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遗产。张帆（集美大学）指出，作为一部典型的“新时期”小说，《芙蓉镇》相当完整而深层地叙述出“新时期”人性论的起源，它对改革逻辑下的人和人性作出了新的阐释和定义，预示了经济人的历史性生成，同时也表征了新的生活政治和生命政治的出现。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通过张辛欣《同一地平线》所构建的公共讨论空间，阐释了新时期开始时“进城故事”中的性别表述。邱桐（贵州师范大学）指出，张承志的《老桥》是其“返回青春”的代表作，体现了张承志对“精神污染”的思考以及对人们的警示。周建华（赣南师范大学）指出，卢新华的《伤痕》在继承与新变的“文学品质”中产生了巨大的裂隙，正是这种龃龉催生了80年代小说叙事伦理的深刻变革。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在启蒙的视野中考察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年》，指出这部小说是余华书写历史暴力的巅峰之作。它以超现实的想象，揭示了历史暴力摧毁人类正常生活的恐怖情景及严重程度，启示世人不要忘记历史暴力。程小强（宝鸡文理学院）指出，上官鼎的长篇《雁城谍影》有效地平衡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性传统与现代小说的写意手法，传奇视野使该作的历史书写既饱含趣味又显得丰满而不刻板。左怀建（浙江工业大学）认为，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继承并发展了现代以来鸳鸯蝴蝶派感伤言情小说、先锋都市文学和通俗都市文学的某些传统，以“时代之小”折射了新世纪以来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生命存在的某些面向。徐成（贵州师范大学）指出，肖江虹的《百鸟朝凤》是一曲农村民俗之殇，乡村民俗文化在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无可挽救地走向消亡，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消逝，更折射出诗意乡村的溃散。张欢（暨南大学）试图通过梳理《废都》出版前后各种话语评价，来厘清90年代各种场域对文学之规约，并透彻理解《废都》波折起伏现象背后所显现的中国文化、思想状况。王效峰（咸阳师范学院）探究了《白鹿原》如何从家族史的角度，对建国前关中地区民众多灾多难的生活进行了充分展示。唐艳萍（贵州师范大学）借助本雅明的寓言批评理论，指出阎连科的中篇小说《朝着东南走》正是构筑了一个开放式的寓言结构，它借故事主人公对“太平快活日子”的盲目、执著而毫无结果的“寻找”，来表现对人生原初意义的探索。张立国（济宁职业技术学院）运用跟踪批评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桂系演义》进行研究，指出其通过历史的书写使得鲜活的历史重返民间。徐敏（燕山大学）指出，阿耐的《大江东去》作为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小说对历史的书写与人性的展现都值得学者去研究。杨文军（湖北师范大学）以教学实录的方式，从主题、叙事方法、象征意蕴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鲁迅《狂人日记》的深刻内涵。王学海（嘉兴美学学会）指出，海飞长篇新作《惊蛰》，是体现历史旧事与回顾新识之间的一种新型的认知关系的产生。小说对战争予以深度叙述时的独特描绘，可让我们最终看清历史中被遮蔽的和人性的多重场景中的變异以及留真。
百年新文学中虽然小说的成就巨大，但是新诗在突破旧体文学的束缚、确立新文学的地位以及自身的承续与发展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对新诗的回望与反思正是本次年会的题中之义。赵小琪（武汉大学）指出，一方面，我们需要以整体性的视野重建中国现代诗学的科学理性思维论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中国现代诗学思维发展的权力场域现场，揭示中国现代诗学中科学理性思维论与直觉感悟思维论既相互冲突、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发展态势。张立群（辽宁大学）指出，当下“先锋诗歌”反复出现，越来越呈现所指模糊、泛化的倾向，无论就客观层面还是主观层面，都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追本溯源，并在明确其生成、演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先锋诗歌”及其系列相关话题。周思辉（贵州师范大学）指出，何其芳“新月”时期的作品表现出两种典型的思想：一是对爱与美的追求；二是迷惘而又对人生理想充满执着的追求精神。在这一时期何其芳已经开始主要倾向于浪漫与唯美，为他以后创作出大量唯美作品并成为唯美主义作家打下了基础。吉素芬（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通过对《玫瑰的故事》、《世界》、《智慧之歌》三首诗的解读，指出穆旦一生写了大量的“使现世的关怀和永恒的思考达于完美的结合”的诗歌，其诗歌有强烈的现代色彩。王永（燕山大学）通过对“九叶诗人”郑敏研究的综述，融史料、文献、评论、研究为一体，深入挖掘郑敏研究的文学史、诗歌史意义。丛鑫（燕山大学）指出海子的诗歌中存在乡土与城市两种题材，在对乡土的怀恋和质问、对城市的逃离中，海子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边缘的情感体验。孙德喜（扬州大学）通过对《灰娃的诗》与《灰娃七章》的研究指出，灰娃的诗直逼灵魂，既表现出灵魂的创痛，又显示出她灵魂的觉醒，进而由觉醒而体现出高贵和博大。
除了对具体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予以研读，与会专家还对现当代文学的史料进行钩沉与解读。宫立（河北师范大学）指出，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汪曾祺全集》，为研究汪曾祺提供了相对完备的文献资料，但仍有遗憾。其中《飞出黄金的牢狱》、《重写文学史，还不到时候》、《谈书评》等五篇集外文，是解读汪曾祺的文学史观、书评观，梳理汪曾祺与曹禺、铁凝等作家的交游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弥足珍贵。张占杰（石家庄学院）指出，《照例的话》和《编后记》是孙犁编《鼓》时写下的文章，属于佚文。孙犁在编辑实践中努力适应政治導向，但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放弃对“五四”新文学理念的坚守。孙犁建立的“读者会”，不同时期强调的功能不同，体现了他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努力。肖太云（长江师范学院）指出，1949年后吴宓的四封轶信与同时期的吴宓日记构成一种强烈的共鸣、鲜明的互证、有力的互补，共同见证了建国时期吴宓艰难的生存处境，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心态，却又有一个不屈而顽强的灵魂。
四、中国当代地域文学透视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中国文学的气质因地而异是自古使然。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源、自然环境以及文学传统都有所不同，从而塑造了不同风格与质地的文学形态。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指出，从历史的众数和文化生成发展的时空共性层面，结合“两湖”（湖南、湖北）人文环境与整体文化认知，两湖文化难分此畛彼域，“两湖是一家”，很有必要从区域整体的角度，研究其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谢廷秋（贵州师范大学）指出，谢挺的长篇小说《爱别离》填补了城市文学中贵阳形象之空白。它描绘了一座城的“浮世绘”，运用鲜活的方言表达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对地域文化的强调，展现了小城市业已消失的神话。徐晓光（贵州师范大学）通过对黔东南清江流域苗族、侗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展示了当地民族的林业生计与婚姻习俗。刘起林（河北大学）指出，“文学湘军”的形成是一个既具连贯性，却又阶段分明的历史演进过程，20世纪50年代队伍未成阵势，60年代成就和影响“上台阶”，文革后期处于创作相当活跃的状态。凭借30余年的队伍培育和艺术修炼，“文学湘军”在新时期引领中国文坛的风骚。彭继媛（吉首大学）指出，“道”和“巫”构成了当代湘西作家在自然观上的独特性，使得他们构筑的理想的自然家园，成为具有现代性意味但又遗风依然、乡情醇厚的自然图景。曹源（贵州师范大学）认为，蹇先艾先生也写过不少以故都北京为背景的都市小说。这些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真实描摹了历史转型时期故都北京的时代画卷，深刻揭示了故都北京中下层人民的生存困境与时代悲剧。崔志远（河北师范大学）指出，作家刘绍棠为新时期文学作出了三大贡献：创造出集大成式的文学语言；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开掘；开地域风俗小说之先河，引领寻根文学潮流。张弛（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湘西作家黄青松的《毕兹卡族谱》延续了20世纪湖湘文学谱系从沈从文到韩少功作品中关于现代性文明与乡土世界的思考，以作为花桥世界存在意义符号的世俗/神性语言为镜，反思一元化、本质化的现代性文明。肖向东（江南大学）对阿来新作“山珍三部”进行解读，指出对自然、对生态的深切关怀与倾情，对人性、对人情冷暖晦明的揭示与拷问，构成了“山珍三部”的主旋律。赵坤（西南财经大学）以巴蜀文学为例，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讨论了现当代文学。
此外，学者将关注点由地域文学拓展到台、港、澳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论述了台湾现当代文学的生成与曲折发展的历程。徐诗颖（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以反映本土意识的香港小说为考察对象，深入论述了回归过渡时期香港文学的“混杂性”文化身份。张益伟（安阳师范学院）从风景书写角度审视日本当代华文文学。李雪（哈尔滨学院）指出艾特玛托夫作品中浓郁的人道主义情绪、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女性崇拜、生态意识，对张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张炜能够把异域作家的外来影响融化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直面现实问题，探寻新出路。
闭幕式上，余三定（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云梦学刊》主编）对此次研讨会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专家学者关于“现当代文学的境遇与走向”的研讨广泛而深刻，各种观点得到碰撞与交融，精彩纷呈，这对湖南文艺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在致谢辞中感谢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以及全体会务组人员的坚守与付出，同时对与会专家、学者在酷暑盛夏中从五湖四海汇聚长沙表示诚挚地感谢。李遇春（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就中国新文学学会一年来的具体工作，包括财务、年检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公布了经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会讨论决定新增理事名单。最后，会议在下届年会（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承办方郑力乔（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文学院院长）的热情邀请中圆满落幕。
作者简介：王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庄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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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永萍在朔城区老城中心社区，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山西日报记者袁兆辉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和人民同甘共苦、同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
3月25日上午，按照省委统一安排部署，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朔州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焦永萍向朔州各级党员干部600余人作了生动的党史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台上，焦永萍声情并茂、娓娓道来。
在一个多小时的宣讲报告中，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认真研读党史主要著作，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深刻理解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焦永萍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讲解。
精彩的宣讲报告令会场内的朔州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大家一致表示，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部署，努力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把党史学习教育的各项目标任务转化为投身到落实朔州市委“123321”工作思路，加快高质量高速度转型发展上来。
朔州市委讲师团干部马晓霞听完宣讲报告后说：“省委宣讲团的宣讲报告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作为市委宣讲团成员，我要牢牢抓住党史学习教育的契机，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把党史学习教育中激发出来的信念信心和热情激情，转化为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和真抓实干的原动力，为建设能源绿都、塞上明珠而砥砺奋进。”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十分有必要。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实际工作的动力。为书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朔城区新闻中心干部丁海云说。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不断提高政治定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本领，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夺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新胜利。”上午报告会后，焦永萍来到朔城区老城中心社区，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就如何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与大家进行了讨论。现场气氛热烈，焦永萍高屋建瓴、耐心细致的解答让大家豁然开朗，深受启发。（记者袁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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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个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两大历史任务”：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三个不变”：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三个绝不”：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三‘和’三‘者’”：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三个深刻改变”：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的伟大成就。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86次出现人民一词”：在讲话结束时，用“伟大、光荣、英雄”三个词，热情赞颂中国人民。七千余字的讲话全文，“人民”一词出现了86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全篇。
“32个字的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七一”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贯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把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奋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认真聆听和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我们都应该深感震撼、倍感自豪，同时也深受鼓舞。
“七一”重要讲话经验珍贵。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看到，为实现这一目标，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付出，创造了新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的伟大成就。事实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回望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谱写的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正是党的一切奋斗、牺牲和创造，才使我们中华民族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七一”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在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回想每一个人一路走来所经历的点点滴滴，看到如今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深刻变化，作为曾经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这让我的内心感到非常激动。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双手，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汗水，摆脱了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令人鼓舞。正如豪迈宣示的：“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七一”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大会最后，号召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听了发出的号召，让我倍感振奋、倍受鼓舞。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雨兼程。我始终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只要我们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就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把握历史机遇勇担时代使命心得体会篇六
;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等，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实践性，指导党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的工作与活动，达达文档网小编为此收录了，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党的xx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党领导国家安全取得的显著成效予以专门阐述，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之一进行系统总结。国家安全工作首次以专章形式写进党的全会决议，对增强国家安全事业的神圣感使命感荣誉感，推动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围绕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党的xx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在主持xx届中央政治局第xx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国家安全工作是党治国理政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保障国泰民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决议》使用“习近平同志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这一重要判断，对深刻理解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极端重要性具有很强指导性。
护航实现中国梦需要全面保障国家安全。近代史上的惨痛教训证明，失去国家安全保障，中华民族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的xx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就包括为实现中国梦筑牢安全保障的伟大斗争。如果国家安全保障跟不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就会加倍曲折和坎坷，甚至可能半途夭折。
应对风险挑战凸显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紧迫性。《决议》强调：“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都对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使得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更具有现实紧迫性。
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之大者”。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问题，但真正将二者并重、系统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其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的创造之举。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列为基础部分，并对“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作出阐述。党的xx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述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新时代国家安全事业所作出的时代特点鲜明、原创特色突出的重大贡献。
当前，国家安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一致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深刻领悟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的重要意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15日创造性提出的。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奋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智慧和使命担当，具有重大意义。它科学回答了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为谋划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xx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突出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并与“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一起，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主持xx届中央政治局第xx六次集体学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个坚持”系统要求;《决议》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了阐述，强调要以系统思维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五个统筹”。2022年4月15日，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8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国安办组织编写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出版发行，系统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和基本要求，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创性贡献。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来谋划，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牢牢掌握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这充分说明，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
为了更好适应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第一次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迟缓到高效、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变革。
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和协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对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的“神经中枢”作用，着力提升把握全局、谋划发展的战略能力，不断增强驾驭风险、迎接挑战的本领，推动国家安全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6年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对国家安全作出战略擘画、全面部署。2021年党中央出台《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系统回答了国家安全工作“谁来领导”、“领导什么”、“怎么领导”等重大问题，进一步从制度上强化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2018年4月17日，xx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为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领导，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几年来，各级党委(党组)认真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强化各级党委(党组)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将国家安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着力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为在更高水平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构建高效合理的国家安全体系，切实提升国家安全能力，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安全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初步搭建，国家安全能力显著增强，对国家安全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
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紧构建形成，以国家安全法为引领，制定出台国家情报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国防交通法、网络安全法、核安全法、外商投资法、数据安全法等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特别是，根据全国人大决定，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制定出台，堵住了香港国安漏洞，为新时代依法捍卫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制定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指导统筹用好各种战略资源和国家战略手段。201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全面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2021年11月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对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统筹做好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作出部署。
国家安全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诸多领域，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形成一体推进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进建立国家安全情报信息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制度、国家安全危机管控制度、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机制，国家安全工作合力和整体效能进一步增强。2020年12月印发《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2022年2月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提出推动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建成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此外，还推动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和跨部门会商机制，提高国家安全科学决策水平;落实国家安全工作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提升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效能。通过一系列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为全党全社会整体动员打好国家安全总体战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国家安全能力不断提升。进入新时代，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还存在诸多短板。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斗争本领，严格落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着力提高风险预判和处置能力，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科技支撑国家安全的体系化能力。保持战略定力，既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把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纳入“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持续加大对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法律、机制等方面保障能力建设，不断增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更好适应了国家安全工作需要。
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办好两件大事，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风险挑战，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切实打好捍卫政治安全主动仗。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其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妄图挑起“颜色革命”破坏我国政治安全稳定。特别是近年来，香港面临“修例风波”的冲击，“黑暴”、“揽炒”的肆虐，“港独”、“本土恐怖主义”的抬头等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严重危害我国政治安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设立驻港国安公署、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一系列立法行政“组合拳”维护宪制秩序、法治秩序，防范了向内地倒灌风险，扭转了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的被动局面，历史性地在香港问题上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大乱到大治的重大转变。此外，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敢斗善斗，打赢多场硬仗，有力地回击外部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稳妥防范化解经济安全风险。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同时，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使我国发展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一以贯之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推动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持续、可靠和有效供给;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另一方面，统筹开放和安全，不断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依托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统筹积极促进外商投资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为更好在维护国家安全基础上扩大对外技术交流，2020年8月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通过一系列举措，一体推进提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水平，有力推动我国经济走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战略格局深刻调整，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随时可能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同时，随着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不可控因素、不可知变量显著增多。党中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推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通过一系列举措，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扭转了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断增强，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打响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快速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2.2%，是当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8.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疫情就像一场大考，“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人民爱国热情高涨，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奠定了更加坚实牢固的社会基础。
此外，针对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决议》提及的其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党中央也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比如，有力应对海上侵权挑衅，维护南海大局稳定;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强网络管控治理，提升信息技术能力水平，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筑牢网络安全防护网;制定实施生物安全法，全链条构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发扬斗争精神，妥善运筹中美关系，等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保持了我国国家安全大局稳定。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强化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是国家安全的固本之策和长久之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多次强调要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规定，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2018年6月，在视察山东刘公岛时强调指出，“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
以组织开展教育日活动为契机，国家安全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活动持续深入。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2020年9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同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决定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近年来，通过组织出版《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等权威图书，拍摄《护航之道——总体国家安全观纵横》专题片，举办“千万师生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召开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等多种活动，使人民群众愈发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安全就在身边。
正如《决议》强调指出的“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人人都不是局外人而是责任人，大安全理念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人民群众国家安全意识显著增强，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有力夯实了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回望过去，我们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具有决定性意义。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将为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