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心得（精选13篇）

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汲取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全力以赴

  1、港口大型化。防城港共41个泊位，其中万吨以上的泊位有26个，最大可靠泊26万吨级船舶，是个大型货运港口。该港口共有员工10000多人，其中正编的3000多人，该港口主要是外贸业务，还是全国最大的硫磺集散地。

  2、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该港工作人员带领我司人员参观港口时介绍，目前该港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只需几个人员即可完成大型机械设备的远程操作，装满一节载重6吨的火车车厢仅用45秒时间，节省了人力、物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中大海粮油是一家大型食用油生产基地，集进口、加工、制作、销售一条龙；泛洋矿业主要负责防城港内的矿业加工和销售，港口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临港工业的快速腾飞，而临港工业又促进了港口业务的提升。

  4、港口资源丰富。辖区内港口、海洋、矿石、旅游、农林资源丰富；海洋方面，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海域，是中国沿海最干净的海域之一，海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国；矿产方面，拥有丰富的锰、钛、锡、铝、锌等矿产资源，且矿藏品种多，品位高，矿点遍布全境。

  5、临港物流。防城港市水路、陆路交通发达，发展临港物流产业，将会带动防城港市新一轮物流基础设施、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投资；将会带动防城港市机械、包装、加工、电子、信息、通信、互联网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有利于加快港口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

“全力以赴

  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文件、报告中“发展”是利用频率最高的词句，干部、群众议论最多、最关注的也是“发展”问题。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

  发展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

  从沿海到内地，从北方到南方竞相发展的凯歌频传，令人振奋。

  发展之所以成为大趋势，原因在于：其一，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党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关键所在，是各级党委政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当然也就是衡量各级党委政府有没有作为的重要标志；其二，发展是解决一个地区、一个县所有问题的基础，现在群众反映强烈的行路难、入学难、就业难、饮水难等所有的热点难点问题都需要靠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地方政府要解决这些难题唯一出路就是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其三，发展是群众的最大利益。

  没有发展，经济搞不上去，就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发展的快慢、好坏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

  所以，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计划经济年代地方的发展是纳入国家的总盘中，依靠国家的投资来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也有中央的政策和项目倾斜，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但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主要的还是靠市场的作用，靠地方自求发展。

  这种市场主导经济力度明显增强的大趋势，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26日上午，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给我们作了题为如何在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报告。洪银兴教授站在全国经济发展现状的高度，直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状况，科学地、贴切地分析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用详实的数据说明了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发展的新常态，用深刻的理论论述了如何适应新常态，加快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洪教授的报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于如何加快我县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我认为应该结合泗阳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泗阳发展的设想。我有一些体会:。

首先，当前我县已有的产业和发展情况来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县的第三产业一直不太景气，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消费不足，消费主要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真正用于购物、娱乐和高档消费的并不多，所以繁荣商业和服务业应该优先考虑。修建超豪华的休闲、娱乐场所不仅可以吸引外地客商，还可以促进本地人口的消费，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如修建超豪华的歌舞厅、酒吧、茶吧、新华书店、游乐园、商场等。变星罗棋布为旗舰式引领。

其次、随着泗阳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对树木、花草的需求量上升，对绿色、环保的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泗阳具有较为丰富的农业资源，但是成规模的、有影响力的品牌较为缺乏，发展现代农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最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推动科学发展，说到底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幸福日子。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把群众的事情当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如果心里没有群众，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就不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就谈不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新常态经济”着力加强民生工作，建立健全民政救助体系，对符合条件弱势群体应保尽保，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解决优抚、安置、低保、医疗救助等问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和扶贫工作开展，抓好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都是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和必然结果。

泗阳的发展要作长远的规划、合理的安排，要逐步地去实现，要根据财力状况实现渐进式地发展，泗阳才会越来越美好。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我们把今年经济增速定在6.5%左右，其实，增长6.5%这个速度不低了，也很不容易。今年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这是很大的外部风险。对中国来讲，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我们保持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本身就是在为世界稳定做贡献。

鉴于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优势，这一目标完全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加光明。

从经济潜力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十分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需求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投资亦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虽然近三年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尤其是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以及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所孕育的潜在投资需求，完全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纵深空间。

从经济韧性看，中国经济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中国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加快形成。2016年全年新登记企业增长24.5%，平均每天新增1.5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4.5万户。新动能正在撑起发展新天地。随着“互联网+”行动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全面实施，“双创”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完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明显上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柔性将进一步增强。

从经济优势看，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更加凸显。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显著的制度优势。不可否认，传统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已经削弱，但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整体上看，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增加了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大量培养，为大批技术工人特别是研发人员的供给提供了坚实基础。除了人力资源优势，还有市场、基础设施、政策调控等优势。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

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充裕、市场规模庞大、产业配套齐全、科技进步加快、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经济发展具有良好支撑条件，宏观调控还有不少创新手段和政策储备。我们坚信，只要牢牢把握“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这五条基本要求，挖掘潜力、铸锤韧性、发挥优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一定能呈现出新景观、新气象、新格局!

9月26日本人参加了县委中心组理论扩大学习会，认真聆听了南京大学洪银兴书记的讲座，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结合工作实际，本人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现将学习体会汇报如下:。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应当以科学而冷静的态度直面现实:第一，要从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结中挣脱出来，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确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要重塑经济增长的心理底线，认清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清楚地把握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新，是调结构，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即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提升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水平结构，即平面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更不能迎合错误的速度情结而盲目刺激。必须明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就业，但这种就业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就业，而不应当是伪就业。

第二，在“新常态”下应当抓紧完成旨在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微观层面的事，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使然。要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相当多的宏观调控是顾此失彼、按了葫芦上来瓢，我们切不可过高估计了宏观调控的作用，更不能让宏观调控耽误了我们的改革。

第三，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激发大众的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一个产业空间很大，跟到人家后边模仿着做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创新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例如平等进入、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淡化官本位;鼓励适当的冒险;包容各种创新伊始的“异端”;杜绝各种寻租的机会，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官商勾结的寻租。

“全力以赴

  在这次考察的过程中，我感到他们重点做足了四篇文章：一是做足了港口开发文章。他们都能充分利用本地难得的深水岸线资源，矢志打造大港口，在他们多年不懈努力下，一个个世界级港口正在“崛起”。

  二是做足了特色旅游文章。他们利用腹地的桂林，阳朔等国际旅游胜地，还利用本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或挖掘当地深厚的人文历史资源，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旅游产业。

  三是做足了城市经营文章。南部城市素以粗犷著称，但此次。

  考察，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无论是防城市区、钦州市区、还是桂林青秀区，规划起点之高、建筑之美、管理之严，令人咋舌。

  四是做足了载体建设文章，按照企业集聚、产业集群、用地集约的理念，这些地方一个个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钦州打造了我国西部沿海唯一的保税港区，并正在发展石化、造纸、电子、能源、粮油、冶金、物流等临港产业集群。扬自身优势、拓发展新路已成这些地方一道靓丽风景。

  广西之行既开阔了眼见，又看到了差距，更认识到了不足。差距不可怕，看不到差距才是可怕的。“宏图展望心潮涨，争分夺秒竞上游”。我相信，只要全港上下尽心竭力，，团结一心，奋蹄扬鞭，我们未来必将更加辉煌。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我国取得了显著进展，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体会。本文将着重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心得体会。

第一，创新是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智能化特征，因此也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拓展空间。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要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创新是核心所在。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技术升级，将数字技术与具体应用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在推进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大力加强创新投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第二，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的服务，政策优惠、资源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政府应当加大支持力度，通过扶持政策、优惠待遇、减税降费和政策宣传等方式，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出更好的创新环境和服务平台。

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通过加强数字技术与实际应用融合，实现数字经济的真正发展。

第四，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支持产业生态链的建设。当下，数字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数字生态系统与实际产业密切相连，形成了一条连续的产业链。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们需要加强对产业链的支持。具体措施可以包括加强协同合作、优化贸易环境、规范市场后续服务等等。

第五，数字化转型需要加强人才培养。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五光十色的过程，包括数据分析、智能制造、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所以加强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在实践中，可以通过设立数字经济人才培训中心、引进优秀教学资源、加强特色教育等方式，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总之，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的新引擎，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探索总结了不少经验和启示。创新、政府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链建设和加强人才培养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未来，随着新技术的涌现、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我们相信，中国数字经济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全力以赴跑出中国经济新活力”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工业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形成历史性交汇，数字技术与工业经济融合发展大势所趋。我国主动把握战略机遇，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近年来，依托数字技术、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经济迅速实现复工复产和稳定增长，充分彰显了数字经济在增强工业经济韧性、弹性和质量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未来一段时间，疫情引发的供给扰动、需求下滑、预期不稳等影响仍将持续，我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继续承压。面对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联合出台了《关于振作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畅通循环、拓展空间、强化政策、优化环境等4方面出台16项新招实招硬招。其中，《方案》就全面利用数字技术打通堵点卡点、扩大需求、助推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发挥数字经济补链强链作用，畅通工业经济循环。

  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化重塑、新冠疫情等引发“断链”风险加大，保持产业链供应链顺畅成为确保工业稳定运行的头等大事。《方案》将“打通堵点卡点、确保工业经济循环畅通”作为首要任务部署。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重塑的作用日益突显。敏捷补链固链，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数字经济实现全链条泛在互联贯通，有效减少信息摩擦，实现供需对接，助力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动态调整产品品类、优化产能，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敏捷反应。疫情期间，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防疫物资生产装备和产线的设计开发部署，既有效助力疫情防控，也抢占了市场先机。稳步强链延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和产业体系，既可以汇聚数据、软件等技术资源，助力开放式创新、实现制造技术、材料、工艺等产业链短板的突破，也能打通制造与服务、产品与市场壁垒，推动工业加快服务化延伸，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和价值蓝海。必须抓住机遇，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畅通工业经济内外循环的作用。

  二、发挥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作用，拓展工业需求空间。

  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复苏弱于预期的重要原因。挖掘需求潜力，是振作工业经济运行的有效抓手。《方案》把“挖掘需求潜力，拓展工业经济市场空间”作为第二大任务部署。数字经济是扩大有效需求的主引擎。信息消费扩大内需规模。信息消费是增长迅猛的新消费，已广泛渗透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各层面，持续拓展增长新空间。据测算，20xx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5.8万亿元，在最终消费中占比首次超过10%。数字贸易拓展外需空间。数字贸易的突出特征是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前者通过将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各环节深度融合，推动工业品贸易降本增效提质，为工业企业贯通供应链上下游和开展跨地区复杂分工提供支持；后者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程度，拓展了工业的服务化发展空间，有利于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大有效需求。近年来，我国5g、千兆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快速增长。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xx—2025年我国政府与民间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额合计将达到10.6万亿元，约占到中国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10%。必须更大力度释放数字经济在提振消费需求、扩大对外贸易、拉动有效投资方面的潜力。

  三、发挥数字经济创新引领作用，增强工业供给能力。

  供给体系质量滞后于消费升级需要是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深层次矛盾。《方案》部署了多项工业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数字经济能有效提升供给质量，促进供需高水平互动，是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工业互联网赋能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构筑了支撑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型基础设施与关键赋能体系，驱动生产能力与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精准配置，提高企业设备运转效率、生产经营效益、产品质量与安全管理水平，降低能源消耗，有力推动我国工业向智能、绿色、创新等方向升级变革，带动产业综合竞争力提升并从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迈进。数字技术助力培育形成新模式新业态。数字技术将推动生产经营、业务形态与组织管理方式的全方位变革重构，构建数据驱动的工业新范式，形成智能制造、共享制造、产业链金融等新模式新业态，为企业带来新价值空间，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必须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和普及应用，赋能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工业质量效益。

  四、发挥数字经济节能降耗作用，助推工业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方案》就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做出多项部署。数字技术赋能行业节能降碳，提升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制造水平。能源集中管控上，通过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工业用能可视、可管、可控，助力能源优化调度。低碳产品开发上，通过数字孪生、模拟仿真等降低绿色低碳产品开发周期和成本，满足低碳需求。生产运营管理上，通过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优化工艺流程、物料调度，通过设备的精准控制和互联互通推动产线智能化升级，提高生产运营效率。质量、安全、环保管理上，通过先进网络、大数据、机器视觉等赋能质量控制，降低能源资源损耗；通过无人机巡检、vr技术等实现安全监测预警，助力安全生产；通过环境污染物排放系统、碳排放管理系统等实现污染物/碳排放核查诊断，助力开展针对性节能减排优化。一体化管控上，实现生产与业务协同及资源调度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加快推动绿色和数字化双重转型。

  五、发挥数字经济要素升级作用，优化工业发展环境。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离不开优质要素的支撑保障。《方案》就“健全工业经济保障措施”等进行了系统部署。数字经济要素支撑作用日趋显著。数字技术推动产融合作，优化融资支持。依托互联网平台，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对接渠道更加畅通，为银行机构服务小微企业提供新途径，为中小制造企业以低成本的方式解决融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推动了产融结合成为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的独特模式。数字技术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破解用工难题。数字技术搭建了劳动力供需双方信息发布和对接机制，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精准就业，提高就业效率，缓解企业用工难题。比如去年各地积极搭建就业平台，有效地解决了疫情下棘手的企业用工需求问题。数据成为新要素，激活工业发展活力。工业正向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转变，数据驱动是主要特征。数据驱动、工业机理与智能科学结合，正有力地推动制造业生产率跃升、产业链优化和竞争力重塑。必须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工业发展的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升级，保障工业经济行稳致远。

“全力以赴

  中国6.9%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发达国家中，英美复苏相对强劲，但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表现均不尽如人意。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和俄罗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经济严重下滑，呈现滞胀特征;印度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增长率逐渐高企。可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长周期影响下，世界经济整体表现出一种新平庸，但不同国家面临的制约因素各异，呈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与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同于世界经济新平庸，不仅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的特征，而且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在世界上仍是较高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xx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1%，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欧元区为1.5%，日本为0.6%。显而易见，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的必经阶段。从长期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会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在更高阶段上只能取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从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增速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规律。按照20xx年美元价格，20xx年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35美元)gdp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354086美元之间)为5.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08612616美元之间)为4.6%，而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0xx美元)仅为1.7%。这组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变化，说明中国已进入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通道;二是20xx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3%，明显高出与我国同等发展阶段国家4.6%的平均增速，即使与低收入国家平均6.3%的增速相比依然较高。所以，我们自己不必在速度问题上过分焦虑，国际社会也没有指责中国增速不够高的理由。

  新常态下的中高速有利于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实现各项既定目标。中高增长速度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提，也为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举措奠定了基础。粗放型发展方式受到资源环境制约已难以为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经济增速太高，就难以遏制各方面大干快上的冲动，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如果增速太低，则会影响就业，妨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所以，应用积极心态看待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采取积极行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始终沿着增速合理、动力强劲、结构优化的轨道前行。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临大势贵在顺而有为。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就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遵循大逻辑，顺应大趋势，不断增强和发挥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一了千明，一迷万惑。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首先要解决怎么看的问题。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面对比较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这个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抓住时机进行战略性调整就能顺利过关。面对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能有效化解。只有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的思维定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引领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重心是解决怎么干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的十个更加注重，可以说是引领新常态的方法论、实践论。比如，过去主要看增速有多快，现在就要看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多好;过去有的城镇化见物不见人，现在就要注重以人为核心、回到让更多人口融入城镇这个本源上来。这样的转变中，蕴含的是思维和方法的转换。再比如，供给侧矛盾突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这样的转变，是工作要求和侧重点的变化。总之，顺应新常态这个大势，做到十个更加注重，就能有力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不会遵循大逻辑，能不能有新作为，是对各级干部的重大考验。进入新常态，不少同志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但也有一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干为好，正所谓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确，对新常态有一个深化认识和逐步适应的过程，但适应一定要雷厉风行、殚思极虑，适应得越快越好，不能坐着等、站着看。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深入回答了对新常态怎么看、新常态下怎么干的问题。结合本地实际深刻领会、认真贯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就能在引领新常态中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使我国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让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每一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和落脚点在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中心，具有不同的劳动特点、谋生手段、经济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费层次的人群便自然而然地各自联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若这些利益群体能够有效地组织和运作，利用一致的集体行动试图并有能力影响其他社会群体或政府机关的决策来尽可能地扩大自身发展所需的利益，则可以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称其为“利益集团”。应该注意，利益集团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正如利益是中性词一样。目前，西方社会中利益集团数量多、涵盖面广，在社会事务的公共决策中发挥着显著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阶级及阶级斗争在宏观整体上已退居次要地位，但利益集团却始终存在并逐步凸现出来。阶级并不能等同于利益集团，因为前者过多地把人们之间的关系视作统治压迫的政治关系和由政治决定的关系，后者则是把其自身当做宏观政府与微观个人间的桥梁，是一个中观层次的范畴，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常态的利益聚合与表达的渠道和机制。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虽然在根本上一致，但在实际中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如何在矛盾主体间构建意见表达与利益调整的机制，既避免专制主义又克服无政府主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以多元制衡为基本特征的利益集团正好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此其一。其二，就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所言：“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而来的政治经济实体，在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表现出多层次多方面的利益矛盾。有不同的利益及追求，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总是优先考虑和满足本集团的要求，并具有一定或很强的凝聚力量，因此彼此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可以这样说，在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各种利益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利益的激励与调节，讲到底无非是对不同集团经济利益关系的'全面协调。因而，正确把握主要利益集团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利益激励与调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三，就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现象而言，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我国进行的铁路票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均可理解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以使本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正如一些学者在对铁路票价听证的分析中指出：“政府的规制政策是在成本约束、利益集团博弈和规则冲突间寻求均衡的结果。”“听证是多元利益妥协和政治民主的微缩舞台”。综合以上所述，利益集团的主要问题不是它们是否存在，而是它们是否做得过分。

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社会中基本上所有的社会阶层或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利益集团，而且利益集团的格局是相对均衡的（这意味着长期、持续地压榨某一利益集团的行为近乎不可能）。其中农业利益集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和日本的农协。从国内看，包括铁路、电信、石化等的诸工业行业和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科教精英等的城市群体已经或正在形成各自独立的利益集团。可反观占全国人口70％的“三农”

群体，除政府以外，居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利益集团。目前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专业化合作组织（如技术指导协会等），但大多流于形式且规模太小，或异化为政府职能部门（有的就是由政府直接牵头举办的），没有充分代表农民去争得应有的公共决策参与权或话语权。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农民缺少自己有组织、有力量、掷地有声的“代言人”，才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乏发言权，在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另一方面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这并非说政府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或者，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在中国，“最软弱无力的集团”主要就是农民群体，而造成农民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底端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广大农民不是以组织化的形态、而是一个个单独地面对一整套国家机器与社会各利益集团。一盘散沙。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国家采取超强度吮吸农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有其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农业哺育工业和农村支援城市五十余年后，这种情形依然如故，种种利益集团利用已获得的政治与经济优势（先发优势），继续“吮吸”而不是“反哺”“早已失血过多”的农村与农业。目前中央政府虽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郑重承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综合环境，但在其他强势利益集团把持相当程度上的公共决策权和近乎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决策权、执行权、裁判权的情况下，利农、补农政策措施的落实比较困难。在一个民主与法制尚不健全、制衡机制极度缺乏的社会氛围下，期望其他利益集团仅凭道义和良知来扶助弱势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无异于“水中捞月”、“与虎谋皮”。而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意义。

二、西方利益集团理论与农业利益集团的实践。

围绕利益集团存在的原因这个核心问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以大卫•杜鲁门和罗伯特•达尔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利益集团理论，认为集团（或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特别是不能通过纯粹的个人行动获得的利益），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具有进一步增进这种共同利益的倾向，个人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集团来实现或增进他的个人利益。这实际上是“个人行动的目的是追求他自身利益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命题的推广。其直接推论就是集团成员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而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第二种利益集团理论则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奥尔森在他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有理性、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为集团利益的公共物品性质会导致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在其后出版的《国家的兴衰》和《权利与繁荣》两书中，奥尔森还就利益集团的“分利”

行为与滞胀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的两面性（既可能保护产权、促进生产，也可能掠夺私有财产、打击生产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分析。第三种是罗伯特•萨利兹伯里等人提出的政治企业家理论，把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视作政治企业家。他们认为，集团提供给成员的利益可分为三种类型：物质利益、观念利益和团结一致的利益。奥尔森模型强调的是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后两种非物质利益。在萨利兹伯里看来，政治企业家之所以愿意作为集团行动的组织者，是因为政治企业家不但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得物质利益，而且可以从集体行动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名声和荣誉等非物质利益。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利益集团的总数，还是加入利益集团的总人数，都显著增加了。客观地讲，这种现象兼有利弊。其利在于数量众多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一种社会满意的结果，最终的均衡一般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另外，它还促进了政治文化、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多元民主化，增强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其弊主要在于易产生行贿、受贿、金钱政治等腐败现象，而且利益集团内部的集中过程和集团间的博弈过程会产生决策与执行的时滞从而损失效率。

农业利益集团在西方国家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作用有多强？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为农民争取了利益？这些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并期望能从中得到借鉴。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农业合作社就其制度而言，是农场主自愿参加的非盈利组织，其经营目标是通过为社员服务，使社员从其生产的农产品中获取最大收益。目前美国有各种农业合作社25000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有440万，约占农业人口的90％。从1980年到90年代初，通过合作社供应的农用物资比例从20％提高到47％，农产品销售量比例则从20％提高到47％。美国农业信贷合作社在农业资金融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70年代实施《农业信贷法》以来，合作信贷机构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可以为农场主提供长期抵押贷款和中短期生产贷款，其贷款总额约占农场主贷款总额的2／5左右。日本的利益集团可分为五类：工商业利益集团，劳工利益集团，农业利益集团，专家利益集团，公众性利益集团，其中农业利益集团――全日农协联盟（nokyo）拥有800万成员，成员数量超过任何日本的利益集团组织。“农协”

分为全国农协、地方（都道府县）农协和基层农协三级组织，基层农协是农户自由组织的，原则上有15名以上的农民发起并得到行政部门的认可便可以组成单位农协。这种基层农协因经营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产品收购、生产及生活资料供应、信用保险、农业生产指导、医疗福利等业务，所以也称作综合农协，1980年时共有1万多个基层农协；地方农协除地方农协中央会外，还有经营农业经济、信用、保险、卫生保健等业务的四个联合会，即“经济联”、“信用联”、“共济联”、“厚生联”。90年代初，有95％的大米和小麦、92％的生乳、82％的水果、56％的蔬菜、51％的畜产品以及70％的农药、60％的薄膜、53％的农业机械、57％的汽油和40％的饲料是经过农协系统销售或供应的。由此可见，农协延伸到农村的每个领域，为农民提供了从生产到生活的全方位服务。全日农协的强大，使它在政治上也具有相当的分量（属于nokyo的选民约占全国选民的19％），因此政府的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协的制约，任何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执政联盟的崩坍。日本政府即使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也不肯全面开放大米市场，其原因就在此。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提要】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8年以来的走势逐季回落，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经济增长6.1%。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还会继续显现，兼之年初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建议把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左右，物价控制在3.5%左右。中国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对外开放，加快国企、土地、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放管服。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显示总体经济基本稳定。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符合6%-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明显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5.3%之间。全年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9%，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2019年8月份破7后基本稳定，到2019年底又回升在7以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及时处置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9%，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4，比上年缩小0.05。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6%。

（三）内需相对疲软。

2019年经济增长的6.1%中，消费拉动3.5个百分点，投资拉动1.9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投资从2018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近乎零增长。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增长明显减慢。出口下降叠加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较快，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

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7%左右，离82%左右的合意水平相差较大，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0.3%，而上年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升3.5%。自2018年11月以来本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与2012年3月-2016年9月那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不同，那一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由产能过剩造成，社会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正常。经过了2016-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11月以来的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2019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1.6%，消费品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困难和风险增多。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此外，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春节期间爆發，导致湖北武汉等多地封城，其他各省也关闭了部分公共场所，也会影响零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增长。数据显示，2003年3月份发生的“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下降约1-2个百分点，2003年全年下降0.3-0.5个百分点。

（一）企业经营困难。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

2018年7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

尽管中美达成阶段协议，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企业预期，稳定中国经济，但由于关税的滞后影响，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下跌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扩散。

（五）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2020年将是考验中国驾驭经济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财税、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上，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積极性，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不断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经济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另外，每年还有约200万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猪肉价格仍处于上升周期，要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上涨是供给冲擊造成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式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走势。

（一）2020年中国内需企稳。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严格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投资者和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是中性。按照凯恩斯理论，减税等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应增加投资和消费。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效果大于政府支出效果;经济收缩期间，政府投资不完全挤出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100元人民币，同时减少政府一般性支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3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3左右。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2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2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制造业增值税减税会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水平会相应稳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2020年，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回升，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在5%左右。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6%左右。2017-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中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0.2%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预计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0.2%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左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库存对经济呈现正拉动，内需总体稳定。

（二）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上升的基础。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2019年工业品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零左右。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未来8-12月内，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加上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2.2%左右，预计2020年全年cpi在3.5%左右。但剔除禽肉后的价格总水平不会超过2%，物价会对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不构成实施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应设定在6%左右。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速度在6%偏上一点，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1500万人新增劳动力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3.5%左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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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祝宝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及展望》，《中国金融》，2019年第2期。

[3]祝宝良：《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和2019年展望》，《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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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伏瞻主编：《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经济发展工作心得体会

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我一直在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发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总结和提升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以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下面我将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把握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作为经济工作者，我们需要时刻关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只有把握住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向和趋势，才能有效地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例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科技创新的推动，数字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数字化建设和发展新兴产业，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段：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需要关注和支持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提升。例如，在汽车工业的转型升级中，我们需要注重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发展，同时也要加强汽车产业链的协调和创新，推动汽车工业的创新发展。

第三段：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需要注重优化人才培养机制，为企业和产业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同时也需要注重引进国内外优秀的人才，促进人才的国际化流动。例如，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打造优秀的数字人才队伍，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四段：注重政策创新和落实。

政策的创新和落实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例如，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创新政策措施，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同时也需要加强补贴政策的落实和监管。

第五段：注重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

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们需要注重创新和落实科技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需要注重加强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成果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例如，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我们需要加强数字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促进数字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为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

总之，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总结和创新。我们需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关注人才培养和引进，创新和落实政策体系，加强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创新发展。

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林业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林业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模式日益受到关注。我在过去的几年中从事林业经济研究工作，通过与相关从业者的交流和实地考察，我对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此，我将分享我所得到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我深刻认识到林业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林木是自然界最重要的一种生物资源，它不仅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木材和纸浆等原材料，还能够净化空气、保持水源和防止土壤侵蚀等。特别是在如今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暖的形势下，保护林木资源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合理的林业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其次，林业经济发展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的国家农村地区资源丰富，林业作为其中的重要经济业态之一，对于改变农村贫困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发展林业经济，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同时，林业经济还可以带动农村其他产业的发展，如木材加工、林下养殖等。因此，加强农村地区的林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再次，林业经济发展需要注重科技创新。在过去的几年中，林业经济受到了种种挑战，如病虫害、自然灾害等。要想应对这些挑战，传统的经验和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够提高林业经济的生产效益和质量。比如，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森林资源调查，利用激光雷达测量树木高度，利用基因工程培育抗病虫害的树种等。科技创新是林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后，我意识到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重要性。由于林业经济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周期和大量的投入，因此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引导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政补贴、减免税费、提供技术支持和优惠政策等方式来扶持林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还需要实施相关的规划和管理措施，加强对林业经济的监管，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林业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要实现林业经济发展的目标，需要我们广泛的合作和努力。政府、企业和公众需要共同努力，加大投入，加强合作，推动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林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双赢，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

框架：

3、中国大陆社会会保障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4、小组成员看法及启示。

第一阶段：创建与调整阶段。

第二阶段：停滞阶段。

第三阶段:恢复与发展阶段创建与调整阶段：

时间；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66年。

内容:两项主体，三项补充两项主体：

1、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

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三项补充：

1、农村社队集体保障。

2、社会救济。

3、对革命军人的优待和抚恤停滞阶段：

时间：1966—1978年内容：

1、各级组织、机关被撤销。

2、各项制度被否定和废止，社会工作无法可依。

3、社保变成企保恢复与发展阶段时间：1978年至今内容;。

开始恢复国家--单位保障制(是指计划经济年代，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职工作为单位人，生老病死全部费用都由财政和企业负担，个人基本上不用交纳任何费用。)正式进入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时期，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历史使命。

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支柱，国家---单位保障制与国家—社会保障制并存。

1、制度不统一（按照《宪法》的精神和社会保障的原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但是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同的项目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在制度安排上有较大的差别，一部分社会成员享有较高的社会保障，而另一部分的社会成员只能享受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其保障待遇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和其他劳动者之间。在城乡之间，根据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劳动者一般享有政府提供的比较完整的社会化风险保障服务，而农村就没有这么多的保障，他们缺乏社会化的生育保障、就业保障、职业伤害保障、住房保障等。这几年推行的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很低，社会养老险实际覆盖率和保障待遇也很低。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其他劳动者之间，社会保障的待遇差别也很大。养老保障方面，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一般是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两倍以上而在广大的农村，其保障水平和支持力度差距更是大。）。

2、覆盖范围小（社会保险权是现代社会中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是覆盖全体公民的，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排他性。虽然说五险的覆盖范围基本全面，可以说是“应保尽保，”但是仍有一大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尚未实现。从全国来看，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征集对象主要是国有、城镇集体企业及其职工三者缴费。但是仍有一部分的人参保率很低，他们是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以及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的人、外地农民工。原因主要是，制度设计不合理，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适应国有企业的，二是，政府认识不到位，社会保险执法不够。）。

一、效率低下等问题。在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存在贬值的可能，且从长远来看，基金的增值能力和支付能力也令人担忧。我国的社保基金缺乏一个明确的投资运营管理主体。在我国现阶段，大部分省市的社保基金是县级统筹管理，基金结余基本只是存在银行。我国的社保基金在投资运营渠道单一的前提下，安全性有保证，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存在贬值的可能，我国大部分省市的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都是用的混合管理模式，个人账户很大程度上被弥补于统筹账户在发养老金时的不足，且和统筹账户一并存入银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基金作用。这种模式必然会影响养老保险金的投资运营效率，也会导致养老保险金的头筹层次难以提高。）。

4、社会保障法制性不强（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社会保障的法律监督弱）。

5、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发展缓慢对策。

1、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社会保险制度健全与否的标志之一。是看其是否将应该覆盖的保险对象全部覆盖。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看，社会保险的扩大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将已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人群纳入，即现在制度内的城镇职工；第二步是将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人群纳入，包括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城乡结合部即将农转非的居民、乡镇企业及各类收入比较稳定的中小企业职工；第三步是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纳入。而且应该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同时，应该尽早的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2、进一步推进制度整合（我国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由职工医保、城局医保、新农合和医疗救助组成，即“三险一助”，新农合与城居医保制度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应该根据城市化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按照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积极推进两项制度的整合，逐步实现社保制度的统一性。）。

3、加强社会保险资金的筹措机制（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一方面要继续扩大社保基金的征缴覆盖面和提高基金征缴率，另一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余，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还要采取有效措施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包括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等。）。

1、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减震”与“稳定”功能。

2、重视弱势群体与贫困人口。

3、“社会保障制度”也要贯彻公平正义。

4、“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建立联动机制。

1、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减震”与“稳定”功能。

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立法缺失、社会化服务发展缓慢、覆盖范围有限、统筹层次偏低、资金的筹措及管理不到位等诸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在現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扣完善現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加快社会保险各项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发展社区化的社会保障服务等。可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作用。

2、重视弱势群体与贫困人口。

重点考虑弱势群体，要用公平的理念来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主张起码在城乡的贫困人口的救济制度应该是统一。

3、“社会保障制度”也要贯彻公平正义。

保障公平正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处理好分配领域中的关系和矛盾。

要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注意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发展慈善事业。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4、“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建立联动机制。